第十章国家瑰宝 1999—2012

20世纪90年代末，艾瑞克在一次巴黎之行中告知伊莉斯·马里安斯特拉斯：“我的编辑始终坚持我应该写一本自传，所以好吧，我会写的，虽然我也不知道怎么下笔。”[1]不过他还是起草了一份大纲并发给了布鲁斯·亨特。经过多番谈判，艾瑞克的回忆录出版合同交给了迈克尔·约瑟夫出版社，这间出版社从1985年以来就是企鹅出版集团的下属机构，他们向艾瑞克预付了9万英镑的稿酬。迈克尔·约瑟夫已经出版过《极端的年代》，让韦登菲尔德出版社大为光火，而这本书大获成功，于是目前他们迫切想要得到艾瑞克的回忆录版权。乔治·韦登菲尔德再次尝试挽回艾瑞克，但最后布鲁斯·亨特告知艾瑞克：“韦登菲尔德还是觉得他们没办法和迈克尔·约瑟夫竞争。”[2]这实际上意味着艾瑞克结束了和乔治·韦登菲尔德的长期合作。作为一位作家，艾瑞克在20世纪90年代获得的名声让他已经不再受限于一家出版社。

出版合同如期起草，但到了2000年5月，布鲁斯·亨特告知艾瑞克：“迈克尔·约瑟夫出版社目前让我们另觅合适的出版商。”尽管这家出版社继续向市场推出回忆录类图书，但他们目前更加关注演艺圈和体育界那些更有商业价值的明星。艾瑞克并没有因这个决定而不快，他从前的编辑苏珊·瓦特是《极端的年代》取得成功的幕后推手，但她不再为迈克尔·约瑟夫工作，而艾瑞克不想和资历尚浅的编辑合作。此外，有位编辑不久前成了媒体焦点并让艾瑞克欣赏不已：他就是目前任职于企鹅出版社的斯图亚特·普罗菲特。实际上，亨特之前曾将普罗菲特视为《极端的年代》一书的理想编辑。但普罗菲特当时在默多克的哈珀·柯林斯出版集团工作，亨特只能作罢。不过，到了1998年，30多岁的普罗菲特从哈珀·柯林斯辞职，缘由是默多克私下迫使出版社阻挠香港最后一任总督彭定康的回忆录出版，理由（未经承认）是这本书对中国的批评过多，而默多克希望得到中国的支持。普罗菲特是彭定康的编辑，他认为默多克这样做是背信弃义，于是愤而提出公开辞职，在媒体上掀起了轩然大波。他很快接受了艾瑞克的邀请，成为他的回忆录编辑。这是一个颇有眼光的选择。普罗菲特是一位严谨认真的编辑，在接下来的数月里，他和艾瑞克进行了一系列长时间的会面和书信来往，花费大量精力来完善这本书。

艾瑞克完成第一稿的速度相对较快，由于此时他已经没有教学任务了，也可以从许多其他事务中抽身，在他此前的职业生涯中，这些事务曾经拖慢了他的写作进度。这本自传不需要太多资料搜集工作，大部分时候艾瑞克都能凭回忆写作，他从前的日记和档案也可以提供补充。而且，他毕竟刚刚写成《极端的年代》，这本书和他的回忆录年代跨度一致，并且基于广泛的阅读和研究，因此艾瑞克手头拥有足够的参考资料，无须进行更新。尽管很快完稿，艾瑞克还是觉得这本回忆录是“最难写的书。怎么能让读者对我那平淡无奇的学者生涯产生兴趣呢？”。因此，他把希望了解“历史上最为风云激荡的世纪”的年轻人视为目标读者，同时也兼顾“那些上了年纪的读者，他们经历过这个世纪的激情、希望、幻灭和梦想”。[3]

不出意料的是，斯图亚特·普罗菲特认为第一稿“某种程度上是站在个人角度把《极端的年代》重写了一遍”。[4]他觉得这本回忆录对艾瑞克的个人想法、情感和经历着墨太少。“这是一本观察外部而不是观照内心的书。”作为艾瑞克的编辑，普罗菲特认为自己的任务是“让他进行更多的自我审视”。这本书写的是“一位公众人物的公众生活，所以我试着让他多写一点少有人知的事情，但不过于暴露隐私……和艾瑞克深入交谈不容易，一点儿也不容易”。[5]普罗菲特觉得第一稿也未能让读者清晰地了解艾瑞克为什么终生坚持共产党员的身份。“为什么社会主义，以及实际上的共产主义，是最好的社会组织形式？”他问艾瑞克。“这是你充分阐述意识形态理念的机会：你比大部分人都有资格发表意见，而你的自传则是最合适不过的地方。”普罗菲特觉得艾瑞克过于谨慎地捍卫自己的理念，他需要做出“一次重大的正面声明……在这种情况下，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御”。[6]普罗菲特促使艾瑞克承认自己对共产主义的终生信仰更多是出于一种“部落性行为”。他在少年时代就对十月革命的信念坚信不疑，并且一辈子都保持了这种忠诚。“我觉得自己此时终于触及了他的内心，”普罗菲特总结道，“他谈论起自己的人生追求，这显然是他的信念核心，我希望这本书可以呈现出这一点。”

此外，普罗菲特针对那些他认为需要进一步解释的地方给艾瑞克发去了无数的问询信件，要求后者进行说明，对读起来像“自我吹嘘”的文字也是如此处理——由于他觉得这在法国可能行得通，但在英国，谦逊的态度才可赢得尊重。他要求艾瑞克对马琳的背景多写几句，告知艾瑞克把一次晚餐形容为“令人心满意足”，这“会让你听起来像罗伊·詹金斯[7]！”。在要求艾瑞克提供更多个人隐私后，他又在艾瑞克坦承自己“向马琳介绍过避孕环和避孕药”时改变了主意——“难道说读者想知道这些吗？”他理直气壮地反问。普罗菲特对艾瑞克提及自己的私生子乔斯·班纳森也感到不安：“我的直觉是你要么压根别提，要么就全盘托出。这件事可能只会引发猜疑或者惹来媒体的打听。”书中有些地方需要“压缩”甚至删减，但另一方面他又要求艾瑞克多谈谈美国及其目前的政策，尤其在有迹象显示乔治·W. 布什总统要攻打伊拉克的情况下（2003年3月20日，美国的确和英国一起攻打了伊拉克）。他还希望艾瑞克重新调整某些章节的结构，并让他大幅删减涉及家庭和亲戚的内容（最后，关于这部分内容的整个章节都被删除了）。普罗菲特指出艾瑞克常常显得“易怒”而心怀不满，尤其对“二战”期间被英国当局边缘化的经历耿耿于怀，这不会给读者留下好印象。在涉及一些特定时刻时，他也需要艾瑞克更清晰地表明对“党的方针”所采取的态度。普罗菲特最大胆的提议是把第一稿的终章移到开篇，由于这一章说的是读者为什么应该读这本书，放在结尾不太合理（“如果读者已经读到这里，你也无须多此一举了”）。[8]艾瑞克听从了他的提议。

在书的封面设计和图片选择上，艾瑞克让普罗菲特很是头痛。出版商希望在自传封面印上作者的照片，但艾瑞克最初否决了出版社给他选的所有照片，由于他觉得这些照片都把他拍得很难看（他对自己外貌的不自信从年少时期的日记里就可见端倪，并一直持续到老）。艾瑞克提出用保罗·克利的一幅画作为封面，而这幅画似乎和这本书的主题毫无关系，普罗菲特拒绝了这一提议。最后，他选择了艾瑞克晚年的一张黑白照片并告知艾瑞克：“在我们看过的所有照片中，这张是大家公认最好的。我们在法兰克福书展的展位上展示过这张照片（尺寸很大！），得到了超级多的好评。我特别喜爱这种半边阴影的效果，还有你的脸侧向一边的感觉。我觉得整体效果超级棒。”他承认艾瑞克并不想让自己的照片出目前封面上，但他坚持“这能让我们在出版和销售这本书时达到最好的效果”。[9]在这类问题上，最后说了算的一般是出版商。而且，这本书和所有提及了在世之人的书一样，出版商有权出于法律缘由删除某些内容。企鹅出版社的法务部门此时官司缠身，否认大屠杀的戴维·欧文指控出版社对他造谣中伤，因此他们比往常更加担心可能惹上诽谤诉讼，并且检查了这本书涉及的众多人士有哪些依旧在世。手稿中提到肯尼迪家族和黑帮有牵连以及芝加哥市长戴利涉嫌贪污腐败（还暗示了他那也当了市长的儿子同流合污），律师们对此提出了质疑，并提议在书的结尾提到入侵伊拉克时增加一些模棱两可的词语（列如加上“似乎”这类词）。不过，总的来说，他们觉得可能引起争议的地方不多，由于法律缘由而需要做出的修改也是少之又少。[10]

这本回忆录在2002年出版，取名为《趣味横生的时光》——这个书名是艾瑞克在出版过程后期加上去的，[11]其出处据说是一句用来骂人的中国古话“祝你活在一个有趣的时代”（英文为May you live in interesting times。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驻华大使头一次提到这种说法，但此前无论在中国抑或别处都没有任何资料记载过这个说法）。自传的德语版本删除了这个带有讽刺意味的书名，用《危险时代》取而代之。[12]自传里的章节一开始是按时间排序的，各个章节的标题分别是“一位窘迫的英国人的画像（伦敦1933—1936）”“乏味的战争”“书写历史：声名鹊起及个中原委”“受人尊敬的教授（20世纪70年代）”以及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的“纽约暂住客”。关于不同国家的内容则融入这些章节中去：“法国及法国人（放在20世纪50年代的部分进行概述）”“寻找原始的叛乱：意大利和西班牙（1951—1960）”，诸如此类。[13]不过，在这本书即将出版之际，艾瑞克改变了主意，他将回忆录的最后一部分按主题重新划分，在各个章节中讲述并分析了他所了解的不同国家，这是按年代排序的方式可能无法实现的。

普罗菲特很满意这本书的结构，认为它会大获成功。出版社全力以赴地推销这本书。2002年10月1日，企鹅出版社在他们位于斯特兰德街10号高层的偌大办事处里举办了这本自传的发布仪式，作者和编辑上台发言，众多友人、支持者和报刊记者参与了仪式。10天之后，艾瑞克在切尔滕纳姆文学节上介绍了这本书。10月16日，他在伦敦南岸的珀赛尔音乐厅和彼得·亨尼西对谈时再次提起了自己的这本传记。10月24日，他到剑桥的赫弗书店推广新书，英国广播公司二台的《晚间新闻》、广播第三频道的《夜之声》、广播第四频道、广播第二频道和国际频道都对他进行了采访。[14]截至2002年12月5日，这本书加印了数次，精装本卖出了1.3万册。[15]回忆录被翻译成16种语言，其中最畅销的一如既往是巴西版本，售出超过2.7万册。[16]

由于《极端的年代》所取得的成功使艾瑞克声名大噪，《趣味横生的时光》在报刊媒体上获得了广泛的评论。[17]书中相对客观的叙事口吻是议论的焦点，斯图亚特·普罗菲特曾经承认未能让这本书更有私人色彩，到头来他还真是说对了。回忆艾瑞克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章节是最具真情实感的，而到了讲述剑桥岁月的部分他又不像之前那样袒露心扉了，尤其在谈论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时。佩里·安德森在一篇精辟的书评中指出，艾瑞克倾向用“我们”来取代“我”，这意味着“对主观性的抑制”，显示他深信某种“内部联合体”。当然也会有人提出共产主义是一场集体运动，在为党及其事业奉献的过程中，人的独立性必然得到了升华，因此“我们”一词更多地出目前这一阶段的叙事中也就不足为奇了。[18]不过安德森的说法还是有道理的。

托尼·朱特把艾瑞克视作一位浪漫主义者，他所有关于共产主义的著作，即使是讨论死气沉沉的民主德国，都蒙上了对魏玛时期柏林共产主义运动热潮的怀念之情。朱特钦佩艾瑞克能够一直留在共产党内，但他觉得这不是没有代价的，“最明显的就是影响了他的写作风格”。每当霍布斯鲍姆涉足敏感的政治领域时，他就退而求其次地使用一种遮遮掩掩的刻板语言，让人联想起英国共产党。朱特继续指出艾瑞克的信仰损害了他的历史判断。列如，他称赫鲁晓夫在1956年的演讲“毫不留情地谴责了斯大林的错误”，同时又认为这些错误本身并不严重。朱特批评“霍布斯鲍姆拒绝直面现实并指认其性质，他从未与斯大林及其作品留下的道德和政治影响进行过斗争”。

艾瑞克认识朱特，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两人都在纽约工作过（朱特是纽约大学的教授）。他们欣赏对方的作品，虽然艾瑞克认为朱特是个“彪悍的学术斗士”，是一位充满激情的急先锋而非冷静的学者。[19]不过朱特对艾瑞克的尖刻训诫中，有一种让他要么承认错误要么接受谴责的盘问意味。研究“英国状况问题”[20]的老前辈安东尼·桑普森的评价则更为中肯一些：“霍布斯鲍姆的自省给这本书带来了持续的新鲜感和活力，让它成为一本出色的政治回忆录。”[21]实际上，我们可以从《极端的年代》和《趣味横生的时光》里看到一幅令人动容的画面：一位终生坚持信仰的共产党员在晚年的内心挣扎，他尝试接受共产主义事业在政治上遭遇的曲折，而他为这一事业献出过最好的年华，他还希望理解其缘由以及带来的影响。

在针对这本自传的评论中，艾瑞克察觉到冷战思维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再次抬头。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2001年9月11日国际恐怖分子摧毁纽约双子塔后流行起来的“建立在绝对善恶基础上的道德话语”：

几年前，即使保守派也认为我为“短暂的20世纪”所撰写的历史作品并非政治宣传或者在为意识形态站台——在法国之外均是如此。但今时不同往日。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有人从我的自传中得出“艾瑞克·霍布斯鲍姆之流让我们十分不齿（约翰·哈里在《独立报》周日版上撰文）”的结论……把我描述为维护邪恶的惯犯：“列如，艾瑞克·霍布斯鲍姆煞费苦心地为数百万人死于他深信的共产主义理念进行了合理化辩护”（《泰晤士报》第二版，2003年1月13日）。我不会评论这些意见，这真切表明了某种言论的死灰复燃：把共产主义和与之有关的一切都视为绝对的邪恶，凡是对其表明同情理解的人要么就是故意作恶，背弃上帝选择了撒旦的事业；要么就是过于自负或者愚笨而无法分清青红皂白，这样的人不是无赖就是蠢货。[22]

但有些评论还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理查德·韦南是一位伦敦大学的教授，一开始研究的是法国史，后来转而撰写英国现代史。他对艾瑞克以“由于政治观点而在职业生涯中遭到排挤的边缘人”自称提出质疑，艾瑞克暗指的是未能获得牛津或剑桥的教职，但实际上艾瑞克从1947年起就在伯贝克学院拥有一份全职工作直至退休，虽然在那几十年里，给一间夜校的非全日制学生上课算不上是学术圈的主流。但韦南指出：“20世纪的英国历史研究被体制外的学者个体主宰着，最好的历史学家——列如刘易斯·纳米尔（在职业生涯的早期）、A.J.P. 泰勒（在职业生涯的晚期）以及E.P. 汤普森（在绝大部分时候）——甚至曾经连大学教职也得不到。”当然这是一份特意筛选过的名单，有人指出体制内也有许多同样出色的历史学家，列如克里斯托弗·希尔就是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的院长。牛津大学历史学者阿德里安·格雷戈里看待这一问题的角度略有不同，他称艾瑞克“对身处边缘地带怡然自得，他并不完全置身事外，甚至离体制也不算太远，而是保持一种自己标榜的距离”，格雷戈里认为这是一位历史学者所处的最理想位置。[23]

不过，韦南的说法也有几分道理，他认为艾瑞克“一直是体制中人，他的成年时代几乎都在大学中度过。他是第一批得到博士学位的英国当代重大历史学者，而且坚持不懈地参与各种学术会议”。韦南继续提出艾瑞克“从某种奇怪的角度看是典型的英国人”，他是使徒会、国家学术院和阿西纳姆俱乐部等体面团体的成员：

即使霍布斯鲍姆自己引以为豪的世界主义也能和他的英国身份相得益彰。英国的体制对这一类人十分包容——列如霍布斯鲍姆的朋友以赛亚·伯林，他用优美的英式文风表达外来的概念。霍布斯鲍姆对英国中产阶级的吸引力在于他充满自信的主张、信手拈来的渊博学识以及对欧陆异国文化的重现——这样的吸引力可与伊丽莎白·戴维媲美，这种说法并不全是玩笑之言。

这种可比性是显而易见的：伊丽莎白·戴维通过一系列文笔优美、原汁原味（而且完全可以实现）的食谱将法国和意大利的烹饪方法引入战后的英国，这些食谱以正宗的异国佳肴和有时难以取得的原材料见长，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称为艾瑞克历史作品的烹饪版本。

韦南还指出商业出版社比大学出版社更早认识到艾瑞克的价值。作为一名作家，他很快就声名远播，在汤姆·沃尔夫的电影《虚荣的篝火》（改编自一部对20世纪80年代纽约大加讽刺的小说）里，一个角色甚至引用了“原始的叛乱”一词来形容一位纽约的民权运动领袖。韦南认为“在逃避政治史可能会提出的尴尬问题时，霍布斯鲍姆被动地和社会史发生了有趣的联系”。但韦南注意到“正是英国共产党的无足轻重让霍布斯鲍姆变得举足轻重”，这时他的见解也许又变得摇摆不定了。英国共产党认为“知识分子不是唯一真正有影响力的群体”，按照韦南的说法，英国共产党实际上鄙视知识分子，艾瑞克与他的党的关系始终比较尴尬。最后，由于政治是贯穿整本书的红线，艾瑞克的个人和情感生活中的许多内容被遗漏也就不足为奇了。不过马琳并未感到不快。“没写的部分总是最美好的。”某个结婚纪念日里，她在给身处纽约的艾瑞克的明信片上这样写道。[24]

新世纪伊始，艾瑞克的生活早已进入了固定模式。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家中工作，和以往一样不知疲倦地阅读，持续不断地撰写文章和时评。2008年，《卫报》周六版杂志的“作家书斋”每周专题展示了一张艾瑞克的书房照片，拍摄者是埃蒙·麦凯布，配以艾瑞克自撰的解释文字。这个房间从上到下密密麻麻摞着的都是书，除了一个地方空出来放了一张比莉·霍利戴的照片。到处都是成叠堆放的文稿，他用来写作的笔记本电脑被挤到了桌子的角落，上头罩着一盏可调节的台灯。这里没有什么能够打扰他的东西，艾瑞克对埃蒙说，虽然房间里有一台唱片机，“我基本不怎么听，音乐太让人分神了”。

我目前工作的房间曾经属于我们的儿子安迪，这儿是汉普斯特德一栋半独立住宅的顶层。由于使用者从青少年变成了老年人，这个房间的变动很大，但也一如既往的混乱，只是表现方式不一样而已。实际上这里面大部分是研究笔记、复印件、文稿、未回复的信件、钱财和新到的书籍，我凭自己那已经不太灵光的记忆来翻找这些东西。由于我是一个手头需要许多参考文章才能工作的历史学家，所以它们往往就堆在我的两张桌子上，包围了我的笔记本电脑，20世纪80年代末在纽约的时候，学生们的计算机技术让我自愧弗如，于是我开始学习使用计算机，目前我的工作已离不开它。

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工作室，没有社交的空间。桌子后面书架上挨挨挤挤的大部分书都是他的作品译本，这些书“在我灰心丧气的时候，提醒我这个见过许多世面的老家伙，这50年来向全世界的读者介绍历史的努力并不是完全徒劳的。同时也鼓励我只要情况允许就把这项事业继续下去”。[25]

艾瑞克和马琳继续举办他们已经大名鼎鼎的纳辛顿路晚宴。“他会给我们开门，”尼克·雅各布斯回忆道，“同时还拿着一杯金汤力和一根搅拌棒，一边搅拌一边迎接我们，他是个热烈的主人……马琳负责做饭，艾瑞克则帮忙四处招呼客人，他好像一直都是饭后洗碗的那个人，咖啡也总是让他来沏，他干的都是男人一般负责的家务活，把餐具上的残渣冲洗干净后放进洗碗机里。”[26]有些客人会对艾瑞克和马琳之间十分传统的分工大惊小怪，觉得这是地地道道的“日耳曼作风”。[27]但艾瑞克对女性的态度并不像德国人，他的母亲当过独立作家和翻译，她带给他的早年影响也反对那样。他在爵士乐圈子里的经历更有可能塑造了他对女性的态度，那时他已不再追求一段洋溢着革命情谊的婚姻，正是那种想法让他和缪丽尔·西曼的感情破裂。爵士乐的圈子是一个女人被叫作“妞儿”的世界，她们是乐手（“男士们”）的附属物，没有平等地位。但不管怎么说，除了美貌、魅力和聪慧，马琳一开始能吸引艾瑞克并不是由于她和自己的职业圈子没有交集，而是由于她有广泛的文化兴趣，见闻丰富，会说法语和意大利语，有过在刚果（利）为联合国工作的新奇经历。至于在晚宴上的分工，艾瑞克的笨手笨脚是一辈子出了名的，这让他幸运地免于做饭或者摆盘。

按照尼克·雅各布斯的说法，晚餐桌上的谈话主要围绕“政坛的小道消息”，“我觉得艾瑞克不想在晚宴上讨论一些严肃话题”。[28]但艾瑞克在企鹅出版社的编辑斯图亚特·普罗菲特也参与过这些晚宴，他认为：

艾瑞克很少闲聊……他会用20秒跟我们寒暄一下，然后就是讨论“面对这乌烟瘴气的时局我们的出路何在？”。他希望我们能直奔主题，谈论当前的国内政局、世界政治。即使年纪已经很大，他还是会留意全世界发生的事情——他到93、94岁时也必定如此——他很清楚当今世界的情况。我的意思是，他就像一个经济学人智库，这是超级超级了不起的。他也期望你能够立刻跟上他的节奏，所以，你要知道，和他一起吃饭一点儿也不轻松！[29]

罗伊·福斯特的说法有一点儿不同：谈话倾向于“八卦消息……不是社会花边新闻或者性丑闻，也不是普鲁斯特笔下那种社交闲聊，而是文学界的一些小道消息，有人收到的恶评等等……谈论的是都市生活和文艺……一个典型的伦敦北部风格，但又带有一种国际化的感觉”。[30]在印度历史学家罗密拉·塔帕尔的记忆中，“他们家成了全世界有进步思想的人们聚集的中心”——他们怀有一种旧时的激进观念，一般是带有马克思主义色彩的。“每个晚上都不会沉闷。”[31]罗伊·福斯特记得“大约是圣诞节前后的一次盛宴上，马琳走进客厅，或者可能是餐厅，对聚在那里的大伙儿说‘我再也不想和那些幻灭的英国共产党员待在一起了！我想聊点别的！’所以显然有一群意志消沉的共产党员待在另一个房间里，而她想找一些没那么古板的自由派人士，我想我们就是她要找的那种人”。[32]

这个时候，艾瑞克开始比同辈人更加长寿了。“我这些日子以来干的唯一事情就是参与追悼仪式。”他曾经在那段时间对我说。2002年6月19日，艾瑞克告知法国历史学者道格拉斯·约翰逊：“我开始觉得自己像一座历史纪念碑。”罗德尼·希尔顿在那一年的6月7日去世，让他尤为悲伤。“的确，20世纪3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都活得很久，但至今尚在人世的越来越少了。”艾瑞克指出。爱德华·汤普森于1993年去世，克里斯托弗·希尔10年后也撒手人寰。艾瑞克的朋友及艺术史学者弗朗西斯·哈斯克尔在2000年去世。维克多·基尔南比艾瑞克要年长一些，尽管已经算高寿，他亦于2009年去世，终年95岁。拉斐尔·萨缪尔在1996年就因癌症英年早逝。艾瑞克的表兄、著名的唱片制作人丹尼斯·普勒斯顿于1979年10月21日在布莱顿过世，这已经是多年前的事情了，同时也为一段建立在爵士乐共同爱好上的终生友谊画上了句号。[33]另一位堂兄罗恩·霍布斯鲍姆在2004年去世，他在20世纪90年代搬回伦敦，住在艾瑞克和马琳家附近，两个家庭重拾旧谊，比以前更频繁地来往。[34]从某种程度上看，艾瑞克的年轻朋友以及他们的伴侣填补了旧友离去后留下的情感缺口，他们是莱斯利·贝瑟尔、罗德里克·弗拉德、罗伊·福斯特、马丁·雅克、尼克·雅各布斯、斯图亚特·普罗菲特，以及理查德·拉思伯恩等人。

也许令人意外的是，他和尼尔·弗格森保持着友善关系（“一个右翼分子，但遗憾的是他并非一个笨蛋”——艾瑞克这样形容他）。[35]“他是一个天才，写过极其精彩的作品，但总是忍不住要当个煽动者。”艾瑞克在另一个场合曾经这样写道。艾瑞克认为弗格森不久前的作品《世界大战：仇恨的历史岁月》（2006年）是“令人反感的”，尤其是书中“对社会生物学一知半解的危险论调”。“我觉得很遗憾，”他补充道，“由于他机智又有魅力，而且我们很谈得来。”[36]弗格森对经济决定论很是着迷，这是他和艾瑞克的共同之处。在艾瑞克的随身日记里，其中有一条记录了2004年6月23日和弗格森的一次晚餐。[37]长驻伦敦的非洲史学者理查德·拉思伯恩是艾瑞克住在威尔士时的邻居，艾瑞克与弗格森的相互欣赏令他大感意外，并将之归结于艾瑞克对弗格森盛赞他作品的感激之情。让拉思伯恩更加惊讶的是艾瑞克由于查尔斯王子的慈善工作而对他做出了积极评价，还说君主制是他心目中最适合英国的体制。艾瑞克赞赏保守党的实用主义以及他们的实干态度。“他表面冠冕堂皇，但时不时也会露出马脚。”作为一名坚定的左翼分子，拉思伯恩不无讽刺地评论道。[38]

艾瑞克和马琳继续每年到他们的威尔士小屋住上两三回，每次一个星期，他们也一直参与海伊文学节。文学节期间，他们会在小屋举办年度午餐会。“宴请那些过来参与活动的作者——阿马蒂亚·森和艾玛·罗斯柴尔德、克莱尔·托马林和迈克尔·弗莱恩、约翰·马多克斯爵士和他的作家妻子布伦达·马多克斯，”茱莉亚后来回忆道，“还有汤姆·斯托帕德，他的戏剧《摇滚》中有一个信奉共产主义的剑桥大学教师，显然是以我爸爸为原型的。”[39]艾瑞克最后把他的选民归属地转移到了布雷肯和拉德诺郡选区，他在格文杜尔的小屋位于这一选区内。2005年的时候，他告知弗里茨·拉斯蒂格：“这是一个‘摇摆选区’，但保守党的反对者必定会将票投给自由民主党，所以任何情况下我都无须再为托尼·布莱尔投票。”马琳在汉普斯特德投给格伦达·杰克逊是没有问题的：格伦达没有支持伊拉克战争之类的行为。汉普斯特德选区当时是工党的囊中之物，并不需要艾瑞克锦上添花。[40]艾瑞克的投票权放在布雷肯和拉德诺郡选区会更有分量。实际上，这个在1992年把票投给了保守党的选区果然在5年后落到了自由民主党手中。[41]

艾瑞克的这些行动意味着他早已对托尼·布莱尔领导的新工党不抱期望，实际上，他从一开始就对实则施的激进改革持怀疑态度。他在2005年写道：布莱尔“正在有计划地让政府走右倾路线，换句话说就是朝市场经济的社会发展……大部分党内人员都更赞同布朗，他代表着一个让社会更加民主化的传统，但他的力量很弱小”。[42]艾瑞克有一次对我说布莱尔是“穿裤子的撒切尔”。他在2007年接受了一次采访，与他早有私交的戈登·布朗不久前接替托尼·布莱尔担任首相，他在采访里对政局表现出不同寻常的乐观：

布莱尔最大的错误就是卷入了伊拉克战争。这位一开始直觉敏锐并赢得了大选的政治家，在某个阶段突然发现他肩负着通过武装入侵来拯救世界的使命，甚至在和美国人联系前他就已经有了这种自觉。第二个错误是他完全忘记了政府的使命是为普罗大众谋福利。把能够在自由市场中抓住机遇从而变得富有、出名和受人尊重作为唯一标准，而且将社会价值构建在这上面——我觉得这是布莱尔的过失，也许他没有意识到自己走了歪路。戈登·布朗会带来巨大的改善，至少对我们这些在布莱尔执政时期无法苟同工党的人来说是这样。布朗了解劳工运动的传统，而且最重大的是他支持社会的公正和公平。[43]

不过，布朗的政策选择受到了全球化的制约。从前社会民主党或者工党政府在与世界其他地区联系较少的情况下实施的经济和社会政策不再可行。“戈登和其他人面临的真正问题正是，如何使这种全球化与完全自由而且注定会陷入巨大困境的资本主义脱钩。”

随着年纪越来越大，艾瑞克开始拒绝采访邀请，也许苏·罗利和叶礼庭在20世纪90年代的采访揭开了他的旧伤疤，不过后来他为宣传《趣味横生的时光》而接受的访谈进行得很顺畅。2007年，英国广播公司邀请艾瑞克参与一个叫作《访谈录》的节目，内容为半小时的一对一问答。尽管这个节目此前的嘉宾包括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音乐家丹尼尔·巴伦博伊姆和小说家托尼·莫里森等国际知名人物，但艾瑞克还是称自己太忙无法参与。[44]相反的是，他很愿意在犹太读书周上讨论卡尔·马克思，马克思不久前被第四频道的听众选为有史以来最受喜爱的哲学家。[45]艾瑞克针对他心目中的英国政坛和国际政治重大议题，依旧会发表自己的意见。此前他曾经和佩里·安德森以及拉斐尔·萨缪尔访问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比尔泽特大学，这所大学的所在地拉姆安拉从1967年的“六日战争”以来一直被以色列占领。在军事占领下生活是一次发人深思的经历，艾瑞克写道。背着枪的以色列士兵和移居者随处可见，“枪……是统治者的标识”。到处都是霸权和恐惧。天黑之后街上空无一人。学生遭到逮捕后不经审讯就被秘密关押，教师有时候也会受到这种对待。“巴勒斯坦武装分子的持续滋扰可以说是专横统治下的日常小事。”以色列政权甚至没有“向巴勒斯坦人提供任何保障，除了征敛他们的土地、迫使他们离乡背井或者服从统治”。更令人沮丧的是移居者中那些狂热的以色列极端宗教分子，他们认为以色列的扩张和驱逐阿拉伯人是神的旨意。几年后，艾瑞克在和我的一次交谈中用了“初级阶段的种族清洗”来形容1948年以来的以巴局势。[46]

艾瑞克历来对犹太复国主义持怀疑态度，最主要的缘由是他将之视作一种民族主义的表现。犹太复国主义并非仅靠自己的努力成功的。“如果不是希特勒，以色列人很可能无法建立一个独立国家。”他在1987年写道。[47]2003年2月13日，艾瑞克在写给《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的信中批评了阿里尔·沙龙领导的以色列右翼政府。他认为“那些不是复国主义者的犹太人必须公开发声，提出归属我们的族群并不意味着支持以色列的政策以及这些政策背后的民族主义观念”。[48]两年之后他和其他74名学者一起在一封写给《卫报》的信上署名，谴责“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长期的野蛮侵占”及其在约旦河西岸“侵犯学术自由”的行为。签名人士虽不反对巴勒斯坦学者抵制以色列高等教育的提议，但认为这“需要更加谨慎的思考”。联名信最后呼吁向巴勒斯坦学者提供协助，并要求“以色列学术界在这种情况下发挥应有的作用”。[49]

不过，艾瑞克并不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反对以色列。“他既是一位犀利的批评者，”艾拉·卡茨尼尔森认为，“也有自己的忠诚，其中一部分是属于犹太人的。”

在他提出的所有批评中蕴含着一种同情心：巴以地区是一个救赎之地，那时很少有地方像这里一样。所以我觉得他心中所理解的巴勒斯坦——以色列是这样的，并且认为那些对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族群持否认态度的人必定是某种——当然他不会用这个词——道德白痴。他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和这些族群中的一部分人有限地共享同一段历史记忆。[50]

2008年末，阿拉伯世界与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冲突再次升级为战争，哈马斯组织持续对边境另一边的民用目标实施密集的火箭炮袭击，以色列则以轰炸加沙地带和派出地面部队扫荡火箭炮发射基地作为报复。由此造成的“附带性破坏”不可避免地殃及平民百姓。艾瑞克和其他左翼人士共同谴责以色列军队的“野蛮行径”。他认为这样的局势让双方比以前更难提出一个持久的解决方案，而且会造成难以预料的后果：

加沙的形势让以色列的未来变得暗淡起来，也让900万离散的犹太人面临着灰暗前景。我就不转弯抹角了：批评以色列并不意味着反犹主义，但以色列政府的行为比其他任何事情都让犹太人蒙羞，并激起了当今社会的反犹情绪。1945年以来，以色列国内和国外的犹太人都大大得益于良知有愧的西方诸国，它们在20世纪30年代时拒绝接纳犹太人，并在其后要么犯下了大屠杀的罪行，要么就是未能奋起反抗。这种内疚之情在过去60年里把西方的反犹主义消除殆尽，并为流散的犹太人创造了一个黄金时代，如今，这样的情感还剩下多少呢？[51]

以犹太人的身份在中东问题上坦率而公开地发声，这不是艾瑞克的惯常作风。但正如伊莉斯·马里安斯特拉斯指出的那样：“他从不掩饰自己是犹太人的实际。这对他来说很正常，是他人生的一部分，与此同时，犹太人的身份对他而言只是他有一对犹太人父母，以及他在维也纳和柏林度过了一个犹太小孩的童年。”他的大多数朋友都是犹太人，她补充道，但犹太人的特点只是他身份认同的一部分，就像其他人作为一名天主教徒或者新教教徒成长起来一样，到头来可能并不那么重大。她认为艾瑞克不太在意民族或宗教上的少数族群，实际上也不关心意第绪语等小语种的存亡，而她和丈夫都由于自己来自东欧而觉得应当支持这种语言的存续。“意第绪语消失的后果会很严重吗？”他反问伊莉斯，“许多小语种都在消失，这很正常。”她觉得艾瑞克关心的是阶级而不是民族或宗教——创造一个人人平等的公平社会才是紧要任务。[52]

III

艾瑞克继续在伦敦过着活跃的文化生活。虽然他是个公认的爵士乐迷，但他也喜爱歌剧，尤其是意大利歌剧：罗伊·福斯特记得他“声情并茂地描述自己在意大利时从露台上听到《圣洁的女神》的情形”。他和钢琴家阿尔弗雷德·布伦德尔住得很近，福斯特记得“霍布斯鲍姆一家常常去听布伦德尔的音乐会，有时候会在音乐会结束后到布伦德尔家里去”。艾瑞克和伟大的摄影家亨利·卡蒂埃——布列松因对视觉艺术的爱好而结缘，他们于20世纪50年代在巴黎相识。他的日程表里记录了他和马琳常常前往伦敦最好的威格摩尔音乐厅，而且实际上比去罗尼·斯科特的爵士乐俱乐部和考文特花园的皇家歌剧院要更频繁，一直持续到2011年1月。2010年3月9日，他去小维克剧院看了一场戏；2008年10月27日，到泰特美术馆看展览；2006年2月22日，在皇家节日音乐厅欣赏音乐会。[53]但这类活动对艾瑞克来说已经感到厌倦。2005年，尼克·雅各布斯在艾瑞克家做客，他一时兴起，问艾瑞克有没有兴趣和他一块儿到格林尼治的国家海军博物馆看一个关于拿破仑和威灵顿的展览：

我觉得他那时不会在无人陪伴的情况下外出，他说“我觉得不是很感兴趣”……马琳对他说：“可你是个历史学家，不是应该去看看吗？”于是艾瑞克说：“那好吧。”我们坐船到那儿去，他似乎十分享受这趟水上之旅，被这个精彩的展览深深吸引住了。展览上有一套军装——神气的蓝色军装——是拿破仑在马伦戈会战中曾经穿过的。这套军装太好看了。它必定被干洗过，我敢打包票！然后艾瑞克说：“好吧，我觉得我看够了。”我觉得他指的是自己的身体而不是精神。于是我们坐船回去。这是超级美好的一天，我觉得和艾瑞克一起很愉快。[54]

艾瑞克继续参与《伦敦书评》的圣诞节派对，2010年，他最后一次莅临这一场合，在熙熙攘攘的伦敦书评书店里，他像个大人物那样坐在角落的一张椅子上，与众多来访者攀谈。

艾瑞克依旧间或到国外去，但大部分都是短途旅行了，行程最多也就几天。他还是常常去巴黎，但那时总是和马琳同行了，一般住在雅各街上的英格兰酒店，2000年3月和10月、2003年6月和2004年11月他都在那里待过。年老体衰并不能阻止他远行，而出行的目的一般是讲课：2000年5月他去了都灵，同年8月参与萨尔斯堡艺术节，9月去了曼图亚。他2002年1月去了洛桑，5月在纽约待了一个星期，11月在意大利停留了5天。接下来一年的3月到4月，他再次回到意大利，待的时间稍长一点；这一年的2月他在威尼斯，4月在西班牙，7月返回意大利，10月去了布鲁塞尔，11月则在慕尼黑和柏林。2004年1月他在比萨，紧跟着又到洛杉矶待了两个星期。但他在2005年6月14日对布鲁斯·亨特抱怨“年纪大了，我到国外讲课的机会也受到了很大限制”。[55]这尤其体目前越洋旅行上。2005年5月，他对出生在加拿大的德国历史学家及爵士音乐家迈克尔·卡特尔说：“随着我年纪越来越大（6月份满88岁），即使还算不上完全深居简出，我也正在逐渐减少越洋旅行的次数。”[56]

2004年12月，艾瑞克前往印度，这是他的最后一次越洋旅行。“一个你能想象到的最为迷人又最为悲惨的国家。”贫富差距比原来更加明显。“同时，目前的政府还是能让人看到盼头的（我想起新总理20世纪50年代到剑桥求学时我曾审阅他的经济史论文）。”[57]他讲了几次课，12月14日又在印度国际中心一个由罗密拉·塔帕尔主持的论坛上和印度历史学者们交流意见。在沙希德·阿明的记忆中，“在场的中年历史学者有许多都是在企鹅出版社和克里斯托弗·希尔、艾瑞克·霍布斯鲍姆、爱德华·汤普森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58]艾瑞克在法国的最后一次公开露面对任何历史学者来说都是一种荣耀，更别说他是一位英国学者了——2008年9月22日，他受邀在法国参议院发表题为《欧洲：历史、神话与现实》的演说。[59]这次演讲取得了巨大成功，全场与会者都起立为他热烈鼓掌。[60]他的发言经过编辑后出目前第二天的法国《世界报》上。

2005年，他到都灵参与一个由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发起的资深政治家聚会。从3月4日到6日，超过100名已经退休的各国领导人和政治家齐聚一堂。“我从未有过这样的经历，”艾瑞克宣称，“历史学家很少有机会和他们的研究对象面对面，反之亦然……这是令我意想不到的场面，就像参观杜莎夫人蜡像馆却发现蜡像被本人取代了。”[61]这个月快结束的时候，他去了波茨坦，然后到萨尔斯堡再次出席艺术节，接下来是10月的威尼斯和11月的罗马，他最后一次出国是2010年11月18日到21日的罗马之行。他和马琳有几次去巴黎住了两三天，一般是圣诞节期间，先是拜访莫里斯·艾马尔一家，后来是伊莉斯·马里安斯特拉斯夫妇。他乘坐“欧洲之星”列车取道英吉利海峡隧道，这对他来说比飞机更为方便和舒服，2002年12月13日到15日、2005年12月21日到25日以及2007年12月7日到11日艾瑞克旅居巴黎，大部分时光都和马里安斯特拉斯夫妇共度。[62]“我们是一家人，”伊莉斯回忆道，“就我们4个……很像一个家庭。逐渐老去的感觉，走过漫漫人生路的感觉，长久以来相互熟识和彼此之间给予对方温暖的感觉……很美好。”[63]

有马琳陪伴的艾瑞克也享受着成为小朋友们的祖父这一新角色，“我们和这些小孩子一起的时候很快乐。”他在2005年7月写道。[64]茱莉亚记得：

他关心我们所有人的生活，他的2个儿子和1个女儿，他的9个孙辈，还有年幼的曾孙女。他总是很关切地问我：“业务目前怎么样？”每次我去看他的时候，他都对我来自资本主义第一线的奇闻逸事很感兴趣。他祝贺我在事业上取得的每一次进步，但总是有一点儿焦虑，他会在电话留言中说：“我是爸爸，只是想问问你最近过得怎么样，别太累了，亲一下。”我的爸爸是历史学者和一位左派的大人物，而我是他大学没毕业、能接受各种政治观念并且喜爱做生意的女儿。

2007年6月，艾瑞克庆祝了自己的90岁生日。作为各界争先邀请的焦点人物，他想起不久前有一次在希思罗机场看到出发告示牌上出现了“航班延误”时自己松了一口气了，而当告示牌最后显示“航班撤销”时他更是如释重负。奥地利驻英国大使馆举办了一场向他致敬的音乐会，一支弦乐四重奏乐团为他演奏了莫扎特、海顿、门德尔松、舒伯特、格里格和肖斯塔科维奇的作品。[65]

2012年6月，艾瑞克庆祝了他的95岁生日，这也是他的最后一个生日，当时在场的克莱尔·托马林回忆：“他对我们说了许多热烈洋溢又风趣俏皮的话，身体的病痛并没有使他精神消沉。他开玩笑说要活着看到资本主义消亡那一天，我看了下周围，觉得在大家心目中他已经成为英国权力体制的一部分，我想‘艾瑞克真是个神奇的人物’。”[66]伊莉斯·马里安斯特拉斯觉得当时的他“身体已经超级虚弱”。“他在现场好像一位国王，坐在轮椅里被推着到处走，人们需要排着队去拥抱他。”生日宴会在位于波特兰的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总部举行。“里面的每张桌子都有个取自歌剧的名字，进入房间之前要在座席安排表上寻找自己的位置。”宴席十分奢华。但“大家都知道艾瑞克已经接近生命的终点，于是人们以这种方式对他致以崇高的敬意，这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67]

荣誉和嘉奖纷至沓来。艾瑞克得到了德国外交部长约施卡·菲舍尔的高度赞扬（由德国大使向艾瑞克转达，称菲舍尔“超级喜爱您的作品”）。[68]2008年，他被选为劳工史研究学会的荣誉会员，爱德华·汤普森去世后他一直是这个学会的主席。[69]2006年，他当选皇家文学院院士，这是个姗姗来迟的荣誉。2000年，路德维希港市授予他恩斯特·布洛赫奖，这是一个表彰对欧洲文化有杰出贡献之人士的奖项。2008年，维也纳授予他荣誉市民称号，这一年他还获得了经济与社会史方面的波鸿历史奖。许多大学都向艾瑞克颁发了荣誉学位，例如蒙得维的亚大学和布拉格大学。也许最有分量的是他在2003年获得的巴尔扎恩奖，该奖项颁发给对欧洲历史做出出色贡献的人士。基思·托马斯记得：

我是艾瑞克获得巴尔扎恩奖的推荐人之一。这是一个富有巨大争议的决定，一些评审会委员一直不同意把奖颁给他，那些对民主德国记忆犹新的人尤其恼怒，而艾瑞克为民主德国说过一些好话。他由于身体缘由不能亲自到场，由茱莉亚替他到伯尔尼来，她穿了一双很显眼的亮红色鞋子，这让反对者们感到更加不快。[70]

巴尔扎恩奖的奖金是75万瑞士法郎，其中一半须捐赠给一个研究计划：他选择的是“战后短期内的重建：对1945—1950年欧洲的比较研究”，该项目设在伯贝克学院，奖金用于支付两位博士后研究员的工资和四个工作坊或者是会议的费用。艾瑞克对这个项目的指导必然是很有限的，但项目进展顺利，接下来的几年里发表了一系列重大成果。[71]

《趣味横生的时光》是在艾瑞克85岁时出版的，这是艾瑞克的最后一本著作。“我没法再写书了，”当时他对我说，“我的精力不够做学问了。”不管有没有精力，他在这个年纪已经无法保持长时间的思考，而这是搜集资料以及撰写长篇作品所需要的，当你接近90岁时，一本书往往需要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来完成。随着艾瑞克将满百岁，他“明显迟钝了许多，虽然我还是写一些讲义、文章和评论之类的东西”。他在2006年6月告知维克多·基尔南：“我没有精力再写一本书了，但我希望把发表过的和未经发表的各种短文以及可能没有以书面形式记录过的发言都收集到一本文聚焦去。”[72]作为一名多产的学术和时评作者，艾瑞克积累了大量篇幅较短的文章，那时他决定要聚焦精力以丛书的方式来重新发表这些作品。实际上，迈入90岁这道坎儿，艾瑞克觉得自己已经时日无多了，他希望这些文集在他去世后能一直流传下去。他原本想请尼克·雅各布斯和克里斯·里格利一起担任他的遗稿管理人，但目前他觉得自己需要一位可以处理出版事宜的人士，于是他找了布鲁斯·亨特，后者同意了。亨特觉得：“里格利可以发挥他在历史和编辑方面的才能，而我会让他不用着急，这样可以在每本书之间留下足够的销售时间，我知道应该如何安排出版的先后顺序，并鼓励他只提炼最好的内容来出版，而不是觉得所有东西都要发表。”[73]艾瑞克同意他的见解：“你的信让我如释重负，马琳和我都超级感激你。”[74]

里格利表明，出版一系列文集的想法让艾瑞克精神大振：

他有十分宏大的丛书计划，我觉得他希望出版9到11卷文集，不管对他多么忠心耿耿，我还是被吓住了。我想7卷已经可以了，但布鲁斯可能觉得5卷就行……我读了所有文稿……包括没有发表过的，还做了一张列表……不过我很快在几天之内就干完了这事儿，很明显能看出文稿中的重复内容，我的确觉得有些艾瑞克本人很喜爱的文章可能不太适合再次出版。[75]

艾瑞克最后10年里出版的一系列文集证实了里格利的观察与亨特的忧虑：这些文章的质量参差不齐，而且常常缺乏真正的连贯性；而另一方面，这里面也不乏真正的杰作，其中一些从未发表过。艾瑞克此前的论文集，包括《论历史》和《非凡小人物》都是由韦登菲尔德和尼科尔森出版社出的，而这些后期的文集则交给了利特尔布朗，其主要缘由是这间公司旗下的阿巴克斯出版社可以发行文集的平装本，布鲁斯·亨特无须像代理之前的作品那样另寻平装本出版商。[76]

这一系列新文集的第一册是《霍布斯鲍姆看21世纪》（2007年），重印的大部分是艾瑞克近期的作品，包括一些没有发表的课程讲义，他在书中批评全球化不仅加剧了不平等，而且提出的人权和民主主张也华而不实，误导大众，常常成为掩盖美国外交政策狂妄自大的遮羞布。跨国资本主义和全球媒体的快速传播对民族国家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民主自由化也许肃清了20世纪下半叶盛行的军事独裁（至少在非洲和拉丁美洲是这样），但它无法抵御全球化的力量。[77]虽然内容是匆匆拼凑在一起的，这本书还是很快被翻译成了11种语言，其中巴西版本一如既往销量最高。

2008年，《论帝国：美国、战争和全球霸权》由新新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一家由艾瑞克的朋友安德烈·希夫林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创办的非营利出版社，此前他被潘塞恩出版社解雇，理由据说是他未能让出版社达到盈利目标。这本书只有100页不到，是艾瑞克晚年文聚焦篇幅最少的一本，里面只收录了10篇文章，全部写于2000年到2006年。这本书再次聚焦民主的衰落，民选的机制正在被失控的全球资本主义消解，传统的机制在这种情况下无计可施。“当今西方公共话语中出现的更多是关于民主的毫无理性和意义的胡说八道，尤其鼓吹人数上占优势的选民群体从相互竞争的政党中选出的政府有化腐朽为神奇的效用，其他言论或政治概念都少得可怜。”[78]列如苏联解体后的乌克兰和冲突四起的哥伦比亚都建立了民主政府，但两国的人民生活或文明秩序都没有明显的改善。[79]晚年的霍布斯鲍姆在这本书里表现得十分悲观，认为未来毫无希望。[80]

艾瑞克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书是《如何改变世界 : 1840—2011年的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收录了他过去数十年在这一领域的文章，出版商还是利特尔布朗。最早提议出版这本书的人是格里高利·艾略特，他曾撰文分析艾瑞克的政治思想，并向资深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及维索出版社的主管塔里克·阿里提出了这个想法。塔里克告知艾瑞克，维索出版社全体员工“都对这个提议感到很兴奋，明年是柏林墙倒塌二十周年，资本主义世界必定会出现一场扬扬自得的胜利狂欢（由欧盟及其文化机构精心组织），这本书会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回应”。[81]不过，尽管据说艾瑞克“很感兴趣”，维索能给的报酬却“远远低于可以接受的范围”。这家出版社资金过于窘迫，难以和更加商业化的同行竞争（实际上，这家公司当时请求作者们放弃版税以协助它维持运营）。[82]这本书最后由利特尔布朗在2011年出版，原来的副标题是“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的传奇”，但艾瑞克不喜爱这种说法，他的代理人说“他从不喜爱‘传奇’这种有编造嫌疑的表述”。[83]

这本文集迟迟未能出版，部分归咎于原稿交到出版商手上时的状态。艾瑞克在利特尔布朗的编辑理查德·贝斯威克抱怨：“原稿由发表在各种不同出版物上的文章影印版和电子版组成，印刷错漏百出，上面有手写的修改，许多页数缺失，每个章节的脚注格式不一，有些脚注语焉不详，有些地方需要增加脚注，还有一些别的问题。”[84]排版费用中几乎有一半是由于艾瑞克在编辑的审定稿上进行了大量修订和最后校对。艾瑞克同意为额外增加的成本支付740英镑的费用，这在当时算是一种合理的妥协。[85]有个美国出版商认为“靠《如何改变世界》这本书在美国重新推介艾瑞克并非易事”。[86]艾瑞克觉得这本书在美国的读者“应该只限于大学圈内”。[87]美国的基础图书出版社、公共事务出版社、潘塞恩出版社和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都拒绝了这本书，最后接手的是耶鲁大学出版社，他们愿意向艾瑞克预付一笔不太丰厚的稿酬，金额为1万美元。[88]

不过，这本书在2010年面世时，塔里克·阿里当初设想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彻底的变化。2008年9月15日起，美国雷曼兄弟公司的破产引发了大规模的全球经济衰退。没人再记得1989年末欢呼柏林墙倒塌的胜利情形。在全球经济和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艾瑞克宣称是时候再次认真思考马克思主义了。但这本书的标题也许会误导读者。“任何希望寻求指引以煽动革命的人，或者想知道下一次该把票投给谁的人，不会在这本书里找到答案。”哲学家艾伦·瑞安指出。[89]不过这本书还是提出了一些重大的问题。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衰落成因分析是否被最后证实了？由一位全球知名而且读者众多的历史学者所撰写的新书也许能给出一些回答。实际上，许多人也抱着这样的想法：2011年1月，这本书在《卫报》的畅销书排行榜上高居榜首，把安德烈娅·利维的小说《小岛》挤到了第十位。[90]

就在95岁生日前的几个月里，艾瑞克还在撰写两部作品，分别是《海啸来袭：西方文化究竟怎么了？》和《政治出现之前的政治》，后一本文集需要把一些用德语写的文章翻译成英语，艾瑞克不是很乐意做这些事。前一本探讨欧洲的资产阶级文化，艾瑞克认为这种文化在20世纪已经消亡，书名后来改成了《断裂的年代》。《政治出现之前的政治》则计划将关于“原始的叛乱”的更多研究文章收录其中。[91]艾瑞克努力准备着第一本书，把第二本的计划暂搁一边，虽然他已经像自己在2012年3月写的那样因病入院。这本书最后于2013年出版。[92]在这本书里，艾瑞克不但回顾了他年轻时的文化世界，还重新拾起了对犹太传统的浓厚兴趣。他此前写过一些关于犹太人在中欧政治文化中所扮演角色的文章，这部作品和他晚年其他文集一样质量参差不齐，但其中最精彩的篇章显然展示了艾瑞克对19世纪及20世纪早期中欧犹太文化的深厚了解和感情。[93]艾瑞克在书中最为推崇的是奥地利讽刺作家卡尔·克劳斯，也提及了许多其他人士。他认为民主化、技术革命以及消费主义的出现削弱了资产阶级文化；希特勒对犹太人的灭绝政策也破坏了这种文化，由于犹太人在19世纪获得政治和社会解放的过程中对创造资产阶级文化发挥过中心作用。《断裂的年代》因而很大程度上是一首向已经消逝的年代致意的安魂曲。

接下来的几年里，艾瑞克的其他文集陆续面世，[94]但有本书没有最终出版。汉斯-乌尔里希·奥布里斯特是一位瑞士艺术史学者兼伦敦蛇形画廊的艺术总监，他在2006年至2012年间对艾瑞克进行过一系列访谈。这些访谈归属于一个面向重大文化人物的采访项目，其采访对象包括建筑师扎哈·哈迪德、歌手兼画家小野洋子等等。一些访谈以书籍的形式出版，另一些发表在柏林文化杂志《032c》上。奥布里斯特表明希望把对艾瑞克的采访内容结集成书，但克里斯·里格利通读了所有的采访的文字稿后兴致不高。他的说法是：“开篇读起来轻松愉快，很像和艾瑞克一起共进晚餐，对话十分精彩。”但开头部分之后的内容“越来越乏味”，有太多重复的内容，许多观点艾瑞克在别的地方更好地表达过。“从48页开始就缺乏让公众感兴趣的内容，而且我认为出版这些采访稿对纪念艾瑞克没有好处。”这篇2.5万字的采访稿被要求删掉一半。他还提议布鲁斯·亨特拒绝维索的出版提议。最后，一个经过大幅删减的版本发表在《032c》上。[95]

艾瑞克在20世纪90年代一直身体健朗，虽然他不得不在1994年6月写信给《标准晚报》提出投诉：“你们的报道（来自6月10日关于伦敦企业400强的文章）称茱莉亚·霍布斯鲍姆是‘已故历史学家艾瑞克的女儿’，如果这话没错，那这封证实人死可以复生的来信应该成为你们的头条新闻。”[96]这篇报道的责任编辑艾玛·索姆斯立刻回复了艾瑞克，告知他“我们对谋杀了您感到十分抱歉”。[97]不过他的健康在生命最后的十几年里每况愈下。马琳告知我这是“一段在医院里消磨的时光”。他在2001年开始生病，分别于9月6日和11月2日在汉普斯特德的皇家自由医院进行了两次手术，切除了左脚下部一个正在扩散的癌症肿瘤。[98]手术很成功，但他的前列腺也开始出现问题，病情得到了控制但还是叫人担心。[99]接下来的那几年他从病痛中恢复过来，精神也乐观起来。“我们以各种方式考验着国民医疗服务体系（NHS）的水平，”他在2005年7月写道，“但这个体系很好地通过了测试——从整体上看，虽然我年纪越来越大，但身体还算硬朗。”[100]不过，他在2007年得了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这是一种需要通过化疗来控制的慢性血液疾病。“不过面对化疗我的状态保持得还不错。”他在2007年6月写道。[101]这种治疗方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我的病情又控制住了，”他在2009年6月写道，“今年的头几个月里，医生对我这种慢性但总体上是可控的白血病采取的治疗方案效果不佳，但目前病情已经稳定下来，未来的情况也算得上乐观，虽然我更不能像以往那样进行出国旅行之类的活动了，这让我最近有点沮丧，但我也觉得没什么可抱怨的。”[102]

不过，艾瑞克目前开始思考自己死后剩下的大量资料会何去何从。他保存了自己写过的全部文稿，他家里的顶楼被一堆盒子、文件夹、档案盒、笔记本和活页簿塞得满满当当，人在房间里走动都很困难。2006年，艾瑞克向布鲁斯·亨特寻求处理这些文档的意见。他在信中写道：“如果这些文件价格不菲，我倾向于捐赠出去以抵消或者减少遗产税……”他又继续补充，“同时，我已经做好安排，根据我出版过的所有文稿编制一本全面的作品目录。”[103]亨特认为关键是把所有文稿收集到一起，和他的个人收藏与所有书籍作品都存在一个地方。“如果资料不完整，这些档案和收藏的价值就会大打折扣。”此外，他还提议艾瑞克：

尽可能长久地保存所有文档。如果这些资料放在某个机构里，不管捐赠者或者卖家当初提过什么条件，都不可能完全避免窥探的目光，你应当避免任何学者接触这些资料，直到经过授权的传记作者完成工作后再对外部研究人员开放。我想起你曾告知我，在你或马琳去世之前，你都不希望有人给你写传记。[104]

这是艾瑞克对自己妻子少有的几次误解之一。马琳知道艾瑞克生活的每一个细节，而且她无论如何也不会由于这些文稿或是某个传记作者披露的事情而感到震惊。

艾瑞克把这个问题搁置了一段时间，直到他2010年再次病重时才重新思考处理方法。但他在戴维·海厄姆代理公司的直接联系人不再是布鲁斯·亨特。2010年10月，亨特告知艾瑞克他会在2011年1月退休。艾瑞克在回复中写道：“虽然对你的信已有心理准备，但我还是有点意外……毕竟我们一起合作了这么长时间，我不仅会想念你的协商技巧和经验，而且最忘不了的是你的判断力和给我的提议，尤其是在我将来的作品出版事务方面……”[105]亨特推荐了安德鲁·戈登作为他的继任者，戈登曾在利特尔布朗工作，这家公司目前是艾瑞克作品的主要出版商，他后来又担任过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非虚构作品部门的负责人，不久前才加入了戴维·海厄姆公司。[106]与此同时，艾瑞克决定把自己的文稿捐赠给华威大学现代档案中心。那里保存着一些重大工会和工会会员的档案。中心同意接收艾瑞克按批次送过来的资料，如果这样做能减免税金，这些材料就会在适当的时候被转化为捐赠品。[107]艾瑞克希望生前继续持有这些材料，由于他还会用到其中的一些。[108]2010年11月4日，他告知戈登自己需要一个编制资料目录的人，戈登推荐了欧文·琼斯，这是一位年轻的左翼记者，为《卫报》撰稿。艾瑞克同意了，于是琼斯承担起这项任务。[109]他开始给文稿分类，逐渐把纳辛顿路住宅顶楼那些乱糟糟的资料整理得井井有条，虽然还有许多文件尚未梳理完毕。到了2016年，大部分资料都送到了华威大学，由档案管理员进行更细致的整理。

2010年2月，艾瑞克由于肺炎病倒了，对一位高龄老人来说这种病很危险。茱莉亚回忆起自己在2月12日把父亲从纳辛顿路的住处接出来送到医院去的情形：

他看起来毫无生气，我知道他已经感觉到自己快不行了。“你觉得怎么样？”我问他。“我很不舒服。”他回答我。我们费了好大力气才把他弄下楼，但到了楼下他坚持要等一等。他颤颤巍巍地走到前厅最高的架子边，从他的爵士乐唱片上取下一本书。这本紧急情况下他还要读的书只有口袋大小，外面用红色皮革装帧，字体印刷得很紧密也很美丽。这是他亲爱的“妈妈”送给他的，当时他还是个住在维也纳的小男孩，而这已经是80年前的事情了。这次住院期间，他打了抗生素之后有一段时间好转了许多。我打了他的手机，问他情况怎么样，需不需要我带些东西给他。他很爱吃甜食，所以我以为他会要一些他最爱的水果软糖，或者一点黑巧克力。“我带了一本很沉闷的书过来，”他语带抱歉地说，“你能不能给我带点好看的书？”原来他离家前拿的那本作为自己临终陪伴的书是《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德语译本，这场危机过后，这本书不再对他的胃口。我知道他迷恋悬疑小说——家里有一面书墙，上面排满了企鹅版犯罪小说的绿色平装本、以前买的埃德·麦克贝恩作品和最近的埃尔莫尔·莱昂纳茨——我给他带了斯蒂格·拉森的《龙文身的女孩》。这协助他度过了住院的沉闷时光，甚至激发他饶有兴味地讨论起书里有多少粗暴的床笫情节。“性描写太多了。”他说。[110]

他康复了，并于3月3日出院。

但这次生病使艾瑞克变得虚弱，此时他需要两根拐杖才能走路了。2010年6月22日，他前往伦敦北部的惠廷顿医院，接受了物理治疗和各种健康测试。4月的头一个星期，他的身体状况有所好转，他可以到威尔士去，并在新年时又去了一次，他甚至在11月18日到21日到罗马待了几天。[111]2010年8月，他觉得自己已经有精力接受邀请，访问最近在卡塔尔首都多哈新开的伊斯兰艺术博物馆。埃及作家及社会评论员阿达夫·索埃弗两年前创办了巴勒斯坦文学节，他邀请几位著名的知识分子访问这间博物馆，并撰写关于这座建筑或者馆藏画作、珍宝等其他物件的文章，这些文章会由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结集出版。这是一次需要7小时的旅程，而且那里的天气会很炎热。布鲁斯·亨特认为：“如果有妻子马琳陪同，我觉得他会乐意前往。不久前他坐火车到巴黎去讲了一次课。今年冬天他曾冒着雪从自己位于汉普斯特德高坡上的家里出发，坐公共汽车到伦敦图书馆去。”[112]于是艾瑞克和马琳启程了，他们乘坐卡塔尔航空的头等舱，像其他客人那样由空调车载着四处观光以及待在空调房里来避开炎热的天气。

虽然每个人都觉得艾瑞克的身体越来越差，但他自己也许不这么认为。他热切希望实现一个长久以来的愿望：到伊朗的伊斯法罕去欣赏伊斯兰艺术中无与伦比的珍宝，这是他所喜爱的，而且他认识一些伊朗学者（他是个相识遍天下的人）可以带他到处游览。但马琳觉得他已经虚弱到无法站立，这让他既失望又恼怒。此时他去医院的次数更频繁了，茱莉亚后来写道：

2010年和2011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一直在低落的情绪中准备面对他的“临终时刻”，但2012年我松了一口气，他好转过来了，他和妈妈的精神力量以及现代医学让他继续活了下来。但我隐约有一丝不祥的预感，知道痛苦会重新降临，知道他无可避免地会死去，而我只能在一旁束手无策地等待。[113]

艾瑞克在2011年3月摔倒了一次，从此即使借助拐杖他的左脚也无法支撑他的身体了。10年前的手术在他左腿上留下的伤疤破裂，并且开始溃烂。2011年5月5日他住院了，其间深静脉血管发生了血栓，这对他的左脸造成了一些损害。他在住院过程中依然继续写作。[114]5月10日他出院，又在13日接受了一次血管成形手术，扩张了左腿的血管，这让他的健康有了一点改善。[115]到了2011年7月，艾瑞克不得不在走路时使用助行架，“由于靠两根拐杖走（这是我一般的行动方式）走远一点的距离实在是太慢了”，纳辛顿路的家里也必须安装一个座椅式升降器来协助他下到一楼，茱莉亚的丈夫阿拉里克从顶楼书房里收拾出必要的文稿和书籍放到一楼，这样艾瑞克可以在那里继续工作。[116]虽然健康不断恶化，艾瑞克依然在2011年11月16日到考文特花园的歌剧院去欣赏了马克-安东尼·特内奇的歌剧《安娜·妮可》，但这是他最后一次在外参与文化活动。[117]

他几乎到生命的最后阶段仍在坚持参与海伊文学节，他享受着作为文学节荣誉主席的地位，并由于受邀面向一大群听众演讲而感到精神振奋。在茱莉亚的记忆中：

他在临终前有过一次很愉快的时光。在巴克莱银行赞助的海伊文学节现场讲座上，他在1 000多名听众面前演讲，妈妈和我则负责确保他的身体能坚持下来，要知道他真的已经很虚弱了。他站了起来——当时特里斯特兰·亨特正在和他对谈，现场挤满了听众，有1 000多人——在这个巴克莱银行的冠名显得格格不入的讲座上。我觉得这个情形有点儿不可思议——他好像又回到了45岁的样子，站在我们面前的讲台上。他的这次演讲十分精彩，得到了热烈的回应。他在海伊文学节上真的是备受爱戴。[118]

在伯贝克学院，艾瑞克坚持出席毕业学位授予仪式，他就座于教育研究院罗根大厅的讲台上，和毕业生们逐一握手。当琼·贝克维尔被提名为艾瑞克的继任者时，校方向艾瑞克介绍了她，作为“一次对继任者的审查，他们想知道艾瑞克是否满意我这位人选”，贝克维尔回忆道。贝克维尔在大学时期曾是艾瑞克的学生，但他们打那之后没有再见过面。[119]

理查德·拉思伯恩回忆起艾瑞克从来都是开香槟的能手。2011年或2012年的某天，他到纳辛顿路的艾瑞克家中吃晚饭：

香槟的气泡吱吱作响，不过我觉得马琳这次给他倒的是金汤力。他在马琳的耳边小声说自己累了，要上楼去，在坐着仕腾达座椅升降器到楼上去之前，他说想送我们一本书，于是马琳从书架上抽了某本书出来。我不记得那是《帝国的年代》还是别的书——不管怎样，这相当于临终礼物……但我们后来又去了一次他家，他又这样做了一遍，这次给我们的是他写的一本很深奥的小册子，我不太能看懂……不过他无疑已经有了一种将要离去的预感。[120]

在茱莉亚的记忆中，艾瑞克对知识的渴望持续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一生都手不释卷，即使在病入膏肓的时候也从未停止阅读。有次去医院的时候他一本书也没带，那可怎么打发时间呢？茱莉亚后来想起：

我刚把埃德蒙·德瓦尔的《琥珀眼睛的兔子》下载到iPad上。于是我教他怎么使用触控屏，他瘦长的手指划过屏幕上的文字，嘴里仿佛发出了轻声的惊叹：对这位来自过去的“外星人”来说，现代世界已经变得奇怪而陌生。他临终前那些星期天我们会去看他，我像走私那样给他带去“右翼阵营”的报纸：《星期日电讯报》《星期日泰晤士报》和《旁观者》。孩子们在花园里玩摇摆球时，他把《旁观者》打开，如饥似渴地读起来，尽情释放他对右翼政治的不满，而且常常轻蔑地用尖刻的评价来形容戴维·卡梅伦：“他就是个小人物。”

他总是热衷于了解对手的新动向。

2012年7月，莉泽·格兰德拜访了艾瑞克。此时他即将不久于人世，但他的好奇心并没有消减。格兰德不久前被任命为联合国人道主义行动在印度的负责人，当她告知艾瑞克这一消息时，他“饶有兴趣地谈论起印度人民院的作用和南亚次大陆的新闻，以及印度的现代性等话题”。[121]他继续干劲满满地撰写《断裂的年代》，但到了2012年夏末，他显然已经时日无多了。他在2012年8月写信给从前的学生蒂瑞尔·马里斯，后者曾在60多年前带他经历了一次难忘的西班牙航行之旅，这也是他写的最后一封信：“我目前基本已经动不了了，就连去法国看看教堂这类活动也没法实现，实际上，大部分需要动起来的事情我都做不到了。”[122]

2012年9月24日，马琳陪他去皇家自由医院接受常规的白血病输血治疗——这种治疗让他感到舒服，由于他可以在输血过程中看书，而且过后感觉会好一点儿。她一般会在6点左右过来接他，而他那时状态会好一些，但这次她突然有种预感，于是在午餐时间过来瞧一眼，而他的情况似乎有所恶化。一名护士说：“我真觉得你今天不应该带他回家了，他情况很不好——需要留在这里过夜。”马琳留下来陪他，待在病房旁的一个隔间里，但第二天他的医生没有像平常一样露面，显然他将要被送往临终关怀病房了。马琳回忆道：

医生说：“我们会尽量让他觉得舒服一点，看看接下来情况怎么样。”我在病房里打电话给安迪和茱莉亚，告知他们爸爸快不行了。然后我打给他最喜爱的家庭看护本妮，她是一位同时信仰共产主义和基督的印度女士。她给他刮了胡子（护士们没有时间干这个）。他继续弥留了6天，看起来还不错。他不是很舒服，但也并没有什么疼痛——医院想尽办法减少他的痛苦。孙儿们当然也过来了，我还给一些朋友打了电话，尽可能安排他们过来探望。幸运的是，他的好友、住在里约热内卢的莱斯利·贝瑟尔当时正在伦敦。他们的探望对他来说是好事：他一直是清醒的，而且没什么异常。他于2012年10月1日在医院去世。

“他走得很安详，”马琳写道，“一直到最后他都是神志清醒的。但我知道人们往往心存侥幸，这对我们仨来说是个彻头彻尾的打击。”[123]

艾瑞克辞世当天，世界各地许多国家的主要电台和电视新闻都报道了这一消息。一段时间以来他不仅是备受英国人尊重的公共知识分子，还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历史学家，拥有众多读者。各地报刊都登载了悼念他的长篇文章，他逝世的消息占据了英国广播公司的主要新闻频道，并登上了伦敦《泰晤士报》的头条。工党领袖埃德·米利班德在党内大会的发言中向艾瑞克致敬。塞浦路斯总统发来了正式的唁电：“哪里都能读到他影响巨大的作品，他的书即使在最简陋的人家里也占有一席之地，值得自豪，正如他天生就能亲近和指点世界各地各行各业的人们那样。”[124]英国媒体把焦点放在他终生的共产主义信仰和传说中对共产主义无悔的认同上，电台和电视节目尤其如此，这实际上忽略了他的史学作品。一小撮冥顽不灵的冷战斗士在艾瑞克去世后对他进行了刻薄的抨击，这些人一直狂热地为想象中的西方事业而战，目前他们没有真正能造成威胁的敌人了。作家A.N. 威尔逊在不加思考而且缺乏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和往常一样兴冲冲地宣称艾瑞克“痛恨英国”，并暗示他是苏联间谍。他的书只不过是意识形态宣传，将来不会有人阅读，他的名望会“消失得无影无踪”。[125]

严肃的历史学者则对艾瑞克的史学作品以及他对历史所做的贡献给予了恰当的评价，发声的包括右派及左派学者。“和许多欧洲大陆的左派学者不一样，”尼尔·弗格森写道，“作为历史学者的霍布斯鲍姆从不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条所禁锢，他最好的作品体现出十分广博的知识、流畅清晰的分析、对‘普通人’的理解和对阐述细节的热忱。”他的“年代四部曲”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史学作品之一，弗格森说。一些保守党政治家也对他表明了敬意。父亲去世后，朱莉亚记得：

收到了鲍里斯·约翰逊寄来的一封充满慰问之情的手写信。他在信里回忆起不久前在海伊文学节现场的休憩室里与爸爸的交谈。鲍里斯说我父亲在轮椅上抬起头，“像睿智的猫头鹰”那样看着他。我清楚记得这次交谈，由于是我介绍他们认识的。爸爸直截了当地问鲍里斯是否觉得“这么久以来”得罪了“这么多党内人士”还挺有意思，让这位保守党的伦敦市长感到有点羞赧。我觉得我父亲看重的是鲍里斯对书籍的热爱，甚至可能包括他的政治立场。[126]

茱莉亚打电话给《泰晤士报》刊登讣告时，“在电话里做记录的年轻人声音听起来很紧张，他让我重复了几遍信用卡号码，突然对我说他在大学里读的是历史专业，很喜爱我父亲的书”。艾瑞克从前的学生从世界各地打电话过来：马琳连续几个星期都电话接个不停，纳辛顿路的家宅也收到上千封吊唁信。这家人外出的时候，一个邮递员在门前留下了一张打印好的字条，解释自己未能投递邮件，还手写了一张便条，说自己“喜爱艾瑞克的作品，希望表达慰问之情”。

拉丁美洲裔的记者理查德·戈特评论艾瑞克是“一位‘墙内开花墙外香’的预言家……在世界的许多地方，他的听众可以让一个体育场座无虚席，但在英国，听众能坐满一个大讲堂他就应当很满足了。比起伦敦的报刊专栏，他的文章在欧洲和美洲报刊（北美和南美）的通俗文艺栏目里更加常见；比起英国广播公司，意大利电台对他的观点关注更多”。作为畅销书《极端的年代》的作者，艾瑞克在巴西获得的名声让他后来出版的作品同样创下销量高峰，其中文集《论历史》（1997年）高居榜首，销售了40 700册；接下来是《趣味横生的时光》和《新世纪》，销量均为27 200册；《霍布斯鲍姆看21世纪》27 000册，《如何改变世界》13 000册，《断裂的年代》10 000册，以及《马赛曲的回响》6 000册。[127]茱莉亚说“巴西的大学生挂出了‘永远的霍布斯鲍姆’的横幅”。[128]巴西前总统卢拉·达席尔瓦给马琳寄来了吊唁信：

收到您的丈夫、我的挚友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去世的消息，我的心情十分沉痛。他是20世纪最清醒、最睿智以及最有勇气的知识分子之一。我多年前与他结识，从他那里得到了无穷的鼓励，他也愿意我把他视作信心之源，这促使我将巴西工人共享国家繁荣昌盛作为布政施策的目标……能够和艾瑞克身处同一时代，并且和他有过交集，不仅是我得到的优待，更是一种莫大的荣幸。[129]

立场已经转移到右翼的巴西新闻杂志《观察周刊》正在参与一场社会运动，反对巴西大学校园受到他们口中的“马克思主义灌输”，这份杂志认为艾瑞克给斯大林辩护，因而批评他是“道德白痴”。这一指责引来巴西历史学者协会的严正声明，称艾瑞克“为那些不知道如何表达的人们发声，这些人无法想象他们的罢工、抗议甚至党派都能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协会称艾瑞克“是20世纪最重大的人物之一”。[130]

艾瑞克辞世成为印度报刊的头版新闻。罗密拉·塔帕尔此时已是印度的一位资深历史学者，在他的记忆中：

对不同年龄和学派的印度历史学者而言，艾瑞克是一位标志性的人物。这有部分是由于他的作品成了课堂上的必读书目，同时还由于他评论过包括印度变革在内的世界大事……当我们谈论起将历史纳入社会科学范畴的必要性时，往往会去拜读艾瑞克的作品。这是印度史学的一个重大转变，由于印度历史在殖民时代被视作印度学的一部分，其关注点在于收集资料而不是进行分析。[131]

实际上，艾瑞克在印度享有巨大的声望，影响力远超出了历史专业学术圈子的范围。莉泽·格兰德在最后一次探望艾瑞克后就直接去了印度。一开始，她很难接触到那些最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和高级官员，尽管她是联合国人道主义行动在印度的负责人。但当对方发现她认识艾瑞克，情况发生了彻底的改变，仅仅提到她是艾瑞克的关门弟子就足以让所有人（包括印度总理在内）对她打开欢迎之门。她很快认识到这个名字的分量。“我对某些人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是艾瑞克的学生’，然后，一切畅通无阻。”她在德里成立联合国人类发展国际中心时得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的支持，森在中心的开幕仪式上说：“我之所以在这里……是由于她认识艾瑞克。”当莉泽受邀与主导南部喀拉拉邦的印度共产党地方负责人共进晚餐时，对方开始谈起自己认识的著名共产党人，在不知道莉泽是艾瑞克学生的情况下，他告知客人们：

“我去伦敦的时候曾到纳辛顿路10号朝圣，”于是我转过去看着他，他说，“我站在门外，由于我想看看艾瑞克·霍布斯鲍姆住的地方。”真有意思。他不知道我是谁。这只是一桩他对在场客人、这些围坐桌旁的同志讲述的逸事。然后我说：“不瞒您说，我实则在那儿吃过晚饭，我认识他。”[132]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其他许多国家里。

2009年11月23日，艾瑞克写好了自己对葬礼仪式的要求，他提出“这些想法并不是为了规定我的家人要干些什么”。他希望这是一个私密的葬礼，包括尼克·雅各布斯、克里斯·里格利和莱斯利·贝瑟尔在内的几位密友会得到通知，还有在英国和智利的亲人，以及玛丽安·班纳森、乔斯和他的孩子们。他的讣告会刊登在《卫报》上，同时也可以在《泰晤士报》上发布，而且“为了知会那些依旧在世的老共产党人，登在《晨星报》上也不是不可以”。（当时的《晨星报》由英国共产党的继承组织发行。）至于殡仪服务，艾瑞克觉得70多年前“贝尔塞斯公园的勒沃顿殡仪馆把葛蕾特的葬礼办得挺好”，实际上这家殡仪馆从1789年开张至今依然在营业，而1789年刚好就是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年份。他要求承办人在戈德斯格林火葬场举行葬礼仪式，这是一个1902年开业的非宗教机构，仪式结束后，他的骨灰会埋在马琳在海格特公墓买下的墓址里。葬礼仪式应该是“非宗教性的，但我希望有人在仪式上念犹太教祈祷文，据说犹太人去世时要这样做。艾拉·卡茨尼尔森显然是合适的人选”。在生命走到尽头之际，艾瑞克再次承认他身上仍留有许多犹太身份认同。他不希望自己的葬礼上有太多致辞。“为求简单起见，我想孩子们的其中一个出来发言就可以了，这件事应该让安迪来做。我也希望尼克·雅各布斯可以发言，又或者是艾玛·罗斯柴尔德？我觉得马琳不太想在这种场合里公开发言。”仪式必须使用世俗音乐：来自莫扎特歌剧《女人心》的令人心醉的三重唱《唯愿风儿轻轻吹》——“愿你的航程微风轻拂，海浪平静，愿万事万物都能遂你所愿”；以及舒伯特弦乐五重奏的慢板节选，同样也是一段动人而庄严的乐章。两段音乐叙述的都是爱与失去，饱含着告别的情绪，莫扎特的咏叹调表现了两位女主角在爱人（自称）要上战场时与他们道别的情形，而舒伯特的曲子则是这位病重濒死的作曲家对生命本身的告别。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艾瑞克提出：“我希望在我的遗体移出灵堂时播放《国际歌》。”这是他终生政治信仰的最后回响。[133]

2012年10月10日，艾瑞克的葬礼在伦敦北部的戈德斯格林火葬场举行。追悼仪式从罗伊·福斯特的致词开始，接着是贝多芬作品97号，即被称为“大公三重奏”的小提琴、大提琴与钢琴三重奏选段录音，取代舒伯特的弦乐五重奏。尼克·雅各布斯朗诵了布莱希特的《致后代》，诗篇的第一句是“的确，我生活在黑暗的时代”，而“我们的目标/远远地竖立在前方/它清晰可见/尽管我自己不大可能抵达它”[134]一句则流露出遗憾。艾瑞克的外孙罗曼·霍布斯鲍姆·班平朗读了《趣味横生的时光》的一个选段，接着是《女人心》中的三重唱和安迪的生动演讲。海伦娜·肯尼迪是一位苏格兰的左翼律师和有贵族封号的工党成员，和马琳有姻亲关系，她念了一段艾瑞克在2010年回忆自己20世纪50年代爵士乐通讯员岁月的文字。为了向艾瑞克对爵士乐的热爱致意，朗诵结束后播放了肯尼·巴伦三重奏的《慢摇》，这是艾瑞克曾经在《荒岛唱片》节目上选出来的曲子。[135]艾拉·卡茨尼尔森记起他最后走向艾瑞克的棺木。“‘目前我准备诵读传统的犹太教祈祷文，这是艾瑞克的要求。’我说。于是，大家都能看到我深深吸了一口气，开始诵读。”[136]葬礼流程表上已经写了这个环节，所以大家都没有表现得很意外，但人们可能会对艾瑞克坚持以非宗教形式举行的葬礼上出现犹太教祈祷文感到疑惑。祈祷文是用希伯来语念给神明听的，虽然艾瑞克葬礼上的要随意一些，文中还包括乞求神将他的慈悲广施给“所有亚当的子孙”的内容。早在2007年开始安排后事的时候，艾瑞克就希望卡茨尼尔森为自己念祈祷文。“我当时自然是既感动万分，又深感荣幸和意外，由于我一直没想到他会把这个仪式放在自己的葬礼上。”卡茨尼尔森回忆道。这是为了纪念他的母亲，多年前她曾告诫他永远别说或做一些会让自己对犹太人身份感到羞愧的事情。“于是，刚从曼哈顿的航班上下来、顾不上休憩的艾拉在葬礼尾声诵读了对犹太人最重大的祈祷文，我知道这就是我的爸爸，虽然他一生从未遵从犹太信仰，但他目前能够忠于他母亲的心愿和记忆，而这也许是最需要他这样做的时刻。”[137]

参与葬礼的人中有艾瑞克曾经的女友乔，他们在20世纪60年代中叶重新取得了联系，乔已经安定下来，并有了自己的家庭。她这些年来多次到克拉珀姆和汉普斯特德拜访艾瑞克和马琳，艾瑞克在经济上资助她，尤其是在圣诞节的时候，由于她总是囊中羞涩。对爵士乐的共同爱好是维系他们友谊的纽带。“她从不自怨自艾，总是乐呵呵的。她一直是位好朋友，对安迪和茱莉亚也很亲切，孩子们本身也和她的家庭有了联系。艾瑞克去世的消息是茱莉亚告知她的。”马琳回忆道。[138]家人和来客陆续离开后，在《国际歌》的旋律中，艾瑞克的遗体被送入火化的烈焰，之后骨灰交还给家属安葬。

几天之后，家属和客人来到海格特公墓，在茱莉亚的回忆中：

正如我丈夫阿拉里克后来不无戏谑指出的那样，墓址“就在卡尔·马克思的右边”，刚刚才挖好。我们被人领着，沿一条由于阴雨连绵而变得湿滑泥泞的羊肠小道行走……我妈妈马琳几年前出于一份慷慨大方的爱意买下了这处昂贵的墓地……我爸爸对自己会被安葬于此感到很满意。在海格特公墓的东翼长眠的全是离经叛道的知识分子。我能想象他把眼镜推到前额上方，目光锐利地盯着“海格特公墓信托之友”编制的公墓历史指南的样子：他通读了里面的文字，用一种简洁精要的方式为我们提炼重点，他说：“对了，你们看，这里真正有趣的地方在于……”他会由于方才读到的内容而兴致勃勃，就像刚被注入了能量一样……之前在给他购买放在墓前的一小束鲜花时，我突然感到一股无法抑制的冲动，想给我的父亲最后再带一本书，就像他还有可能从中获取些什么想法一样。我买了一本《伦敦书评》，他生前常常为这本杂志撰稿，而且上面恰好登载了他的朋友卡尔·米勒为他撰写的讣告。我们把这本崭新的杂志折叠好，放在他的骨灰盒上，让它伴着爸爸进入另一个世界。[139]

[1] Entretien entre Elise Marienstras et Charlotte Faucher, 27.6.2016 à Paris.

[2] HRC B-45 David Higham Associates 461: Bruce Hunter to EJH, 24.4.96.

[3] MRC 937/7/8/1: ‘Paperback Writer’ (typescript, 2003), pp. 67.

[4] PBA: Interesting Times: Stuart Proffitt to Bryan Appleyard, 27.6.2002 (phrase repeated in numerous letters to other potential reviewers).

[5] Interview with Stuart Proffitt at Penguin Books, also for the following.

[6] PBA: Interesting Times: Stuart Proffitt to EJH, 25.9.2001.

[7] 罗伊·詹金斯（1920—2003）曾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担任英国内政大臣，他本人生活丰富多彩，喜爱美食和醇酒。——译者注

[8] Ibid: Stuart Proffitt, notes on chapters 16 to 24.

[9] Ibid: Stuart Proffitt to EJH, 13.11.2001.

[10] Ibid: Lisa Graham to Stuart Proffitt, 5.8.2002 and 9.8.2002.

[11] Ibid: Bruce Hunter to Helen Fraser, 2.5.2000; Helen Fraser to Bruce Hunter, 16.5.2000.

[12] Ibid: Publisher’s blurb.

[13] HC B-45 David Higham Associates 133: Eric Hobsbawm: ‘AUTOBIOGRAPHY’ (typed list of twenty-four chapters).

[14] PBA: Interesting Times: Louise Ball to Stuart Proffitt, 6.9.2002.

[15] Ibid: Stuart Proffitt to EJH, 5.12.2002.

[16] 数据来自艾瑞克的巴西出版商文学出版商。

[17] See John Callaghan, ‘Looking Back in Amazement: Interesting Times and the reviewers’, Socialist History, 24 (2003), pp. 19-25.

[18] MRC 937/8/2/35: Perry Anderson, ‘The Age of EJH’, London Review of Books, 3.20.2002, pp. 3-7, also for the following. For similar observations on the impersonal nature oflarge stretches of the book, see Volker Depkat, ‘Die Fortsetzung von Historiographie mit autobiographischen Mitteln’, on the website H-Soz-u-Kult, 3.11.2003; also the remarks quoted in the Preface, above.

[19] EJH, ‘After the Cold War’, London Review of Books. 26.4.2012，艾瑞克在朱特不幸因运动神经元病早早离世后写下的对他的赞赏。

[20] “英国状况问题”是19世纪英国文学和社会批评中的一个关键词，具体指19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恩格斯、狄更斯等人都在作品中对此进行过讨论。——译者注

[21] MRC 937/8/2/35: Anthony Sampson, ‘An extraordinary life’, Guardian, 12.10.2002.

[22] Ibid: EJH: ‘Cheltenham 2’ (typescript), pp. 9-10.

[23] Ibid: Adrian Gregory, ‘A key witness finally testifies on the 20th century’, BBC History Magazine, 1.10.2002.

[24] MRC 937/1/6/3: Marlene Hobsbawm to EJH, n.d. (Postcard ‘Wedding Reception at Home, New York City, 1926’).

[25] EJH, ‘Writers’ rooms’, Guardian Saturday Review, 12.1.2008, p. 3, in LBA: file on Uncommon People.

[26] Interview with Nick Jacobs, 16.8.2016.

[27] Interview with Garry Runciman, 26.7.2016, added comments by Ruth Runciman.

[28] Interview with Nick Jacobs, 16.8.2016.

[29] Interview with Stuart Proffitt, at Penguin Books.

[30] Interview with Roy Foster, 5.10.2016.

[31] Romila Thapar, unpublished reminiscences of EJH, 2016.

[32] Interview with Roy Foster, 5.10.2016.

[33] Val Wilmer, ‘Denis Preston’ in H. C. G. Matthew and Brian Harrison (eds), 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45 (Oxford, 2004), pp. 255-6.

[34] Interview with Angela Hobsbaum, 30.3.2017.

[35] MRC 937/1/1/5: EJH to David Sullivan, n.d. (Nov./Dec. 2004).

[36] MRC l/5/2: EJH to Franziska Augstein, 19.10.2006. Augstein published an extremely hostile review of the book: ‘In deutschen Genpool baden gehen. Reisserische Thesen, nichts dahinter: Niall Fergusons Geschichte der Gewalt im 20. Jahrhundert’, Siiddeutsche Zeitung 228 (4.10.2006), p. 25.

[37] MRC 937/7/3/43.

[38] Interview with Richard Rathbone, 15.12.2016.

[39] Julia Hobsbawm, ‘Remembering Dad’, Financial Times, 20 April 2013. 阿马蒂亚·森是一位研究发展经济学的诺贝尔奖得主，曾经担任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院长，艾玛·罗斯柴尔德是他的妻子，也是一位经济史学者。约翰·马多克斯是科学作家及编辑，布伦达·马多克斯是一位传记作者。迈克尔·弗莱恩和汤姆·斯托帕德都是剧作家。

[40] FLP: EJH to Fritz Lustig, 27.4.2005.

[41] MRC937/4/6/1: Guardian, 30.4.87.

[42] MRC 937/1/2/8: EJH to János Jemnitz, 26.1.2005.

[43] MRC 937/8/2/37: David Rosenthal, ‘Why the Left is right’, Scotsman, 7.7.07, also for the following.

[44] DHAA: BH 2005: Alice Wilson to Kirsten Lass (email printout, 28.10.05; Kirsten Lass to Alice Wilson, 27.10.05 (email printout).

[45] Ibid: EJH to Bruce Hunter, 18.7.05 (email printout) and attachments.

[46] MRC 1215/6: typescript, ‘On the West Bank’, undated.

[47] MRC 937/4/6/1: EJH to the Times Higher Education Supplement, 10.4.1987.

[48] MRC 937/1/4/1: EJH to Bernard Samuels, 19.2.2003.

[49] MRC 937/4/6/1: Guardian, 19.4.05.

[50] Interview with Ira Katznelson, 23.8.2016.

[51] EJH, ‘Responses to the War in Gaza’, London Review of Books, 29.1.2009.

[52] Entretien entre Elise Marienstras et Charlotte Faucher, 27.6.2016 à Paris.

[53] MRC 937/7/3/39-49: visits to the Wigmore Hall on 7.10, 13.10 and 16.10.2010 and 14.11.2011 for example.

[54] Interview with Nick Jacobs, 16.8.2016.

[55] DHAA BH 2005: EJH to Bruce Hunter, 14.6.05 (email printout).

[56] MRC 937/1/1/6: EJH to Michael Kater ?.5.2005.

[57] MRC 937/1/1/6: EJH to Ivan Berend, n.d. (Jan. 2005).这位新总理是曼莫汉·辛格，他于1957年从剑桥大学经济系毕业，从2004年开始担任国大党执政的印度政府总理长达10年之久。

[58] ‘Panel Discussion: Conversations with Eric Hobsbawm’, India International Centre Quarterly 31/4 (Spring, 2005), pp. 101-25.

[59] DHAA BH/AW 2008: Bruce Hunter to Hannah Whitaker, 25.09.08 (email printout), EJH to Bruce Hunter, 25.09.2008 (email printout) and invitation card.

[60] Entretien entre Elise Marienstras et Charlotte Faucher, 27.7.2016 à Paris.

[61] EJH, ‘An Assembly of Ghosts’, London Review of Books, 21.4.2005.

[62] MRC 937/7/3.39-46 (pocket diaries, 2000-2007).

[63] Entretien entre Elise Marienstras et Charlotte Faucher, 27.6.2016 à Paris.

[64] MRC 937/1/1/6: EJH to Michael Kater, 4.5.2005; EH to Debbie Valenze, 1.7.2005.

[65] Julia Hobsbawm, ‘Remembering Dad’, Financial Times, 20 April 2013; information from Marlene Hobsbawm; speeches and congratulations in MRC 937/7/6/3-4.这些文件中包括他在奥地利大使馆宴会上的讲话。

[66] Interview with Claire Tomalin, 8.3.2017.

[67] Entretien entre Elise Marienstras et Charlotte Faucher, 27.7.2016.

[68] MRC 937/1/1/6: Thomas Matussek to EJH, 6.7.2005.

[69] Ibid: Malcolm Chase to EJH, 19.11.2007.

[70] Keith Thomas, unpublished manuscript on EJH. 2004年6月16日，艾瑞克于苏黎世大学举办的巴尔扎恩奖颁奖大会上发表了讲话（MRC937/7/7/21）。

[71] http://www.balzan.org/en/prizewinners/eric hobsbawm/research-project-hobsbawm.

[72] MRC 937/1/1/6: EJH to Victor Kiernan, 9.6.2006.

[73] DHAA BH/MA 2010: ‘Eric Hobsbawm meeting with AMG, 04/11/2010’.

[74] Ibid: EJH to Bruce Hunter, 5.10.10 (email printout).

[75] Interview with Chris Wrigley, 5.10.2016.

[76] Interview with Bruce Hunter, 26.7.2016.

[77] EJH, ‘Democracy can be bad for you’, New Statesman, 5.3.2001, pp.25-7, originally delivered as the Athenaeum Lecture in London.

[78] Quoted in MRC 937/8/2/37: Bill McSweeney, ‘A constant communist’, Irish Times, 21.7.07.

[79] Ibid: John Moore, ‘A weak-kneed theory’, Morning Star, 23.7.2007.

[80] Ibid: Noel Malcolm, ‘If there are two conficting ways of putting America in the dock, Hobsbawm will happily go for both of them’, Sunday Telegraph, 1.7.2007; he thought the essays were full of contradictions.

[81] DHAA BH/MA 2008: Tariq Ali to EJH, 30.7.2008.

[82] DHAA BH/MA 2006: Tariq Ali to EJH, 2.7.2008; EJH to Bruce Hunter, 2.7.2008; Sebastian Budgen to Bruce Hunter, 16.7.2008 (email printout), and Bruce Hunter to Sebastian Budgen, 15.7.2008 (email printout). 作为一名维索的作者，那时我和其他许多人一样同意放弃版税。

[83] DHAA AMG 2011: Andrew Gordon to William Frucht, 20.4.2011 (email printout).

[84] DHAA BH/MA 2010: Richard Beswick to Bruce Hunter, 10.11.2010 (email printout).

[85] Ibid: Bruce Hunter to Richard Beswick, 15.11.2010 (email printout).

[86] Ibid: Clive Priddle to Bruce Hunter, 22.10.2010 (email printout).

[87] Ibid: EJH to Marigold Atkey, 6.9.2010 (email printout).

[88] DHAA AMG 2011: Bruce Hunter to EJH, 23.11.2010 (email printout).

[89] MRC 937/8/2/40: Alan Ryan, ‘Kalr’s Way’, Literary Review, March 2011.

[90] Ibid: ‘Little, Brown: Bestsellers’, 29.1.11.

[91] DHAA BH/MA 2010: ‘Eric Hobsbawm meeting with AMG’, 04.11.2010.

[92] DHAA AMG 2012: EJH to Andrew Gordon, 9.3.12 (email printout).

[93] EJH, ‘Homesickness’, London Review of Books, 8.4.1993.

[94] 在剑桥大学拉丁美洲学者戴维·布雷丁的提议下，艾瑞克早在2008年就开始计划出版关于拉丁美洲的文集，这本文集在艾瑞克去世后的2016年出版，编辑是莱斯利·贝瑟尔，书名为《革命万岁！——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谈拉丁美洲》（Viva la Revolución! Eric Hobsbawm on Latin America）。

[95] DHAA AMG 2012: Chris Wrigley to Bruce Hunter, 7.12.12.

[96] MRC 937/1/6/6 Evening Standard, 14.6.94 (clipping sent by Julia Hobsbawm).

[97] Ibid: Emma Soames to EJH, 13.6.94.

[98] MRC 937/7/3/40: pocket diary for 2001.

[99] Ibid.

[100] MRC 937/1/1/6: EJH to Debbie Valenze, 1.7.2005.

[101] FLA: EJH to Fritz Lustig, 20.6.2007.

[102] Ibid: EJH to Fritz Lustig, 15.6.2009.

[103] DHAA BH/AW 2006: EJH to Bruce Hunter, 5.10.06. 这本作品目录是查询艾瑞克已发表作品的珍贵指引，由基思·马里兰编撰。

[104] Ibid: Bruce Hunter to EJH, 29.09.06.

[105] DHAA BH/MA 2010: EJH to Bruce Hunter, 1.10.10 (email printout),

[106] Ibid: Bruce Hunter to EJH, 30.9.2010.

[107] Ibid: Bruce Hunter to EJH, 4.10.10 (email printout).

[108] Ibid: ‘Eric Hobsbawm: Papers’, 19.3.10.

[109] Ibid: ‘Eric Hobsbawm meeting with AMG,’ 04.11.2010.

[110] Julia Hobsbawm, ‘Remembering Dad’, Financial Times, 20 April 2013.

[111] MRC 937/7/3/48: pocket diary for 2010.

[112] DHAA BH/MA 2010: Bruce Hunter to Kathy Rooney, 23.8.10 (email printout).

[113] Julia Hobsbawm, ‘Remembering Dad’, Financial Times, 20 April 2013.

[114] DHAA BH/MA 2010: EH to Marigold Atkey, 3.5.10 (email printout); EJH to Bruce Hunter, 17.2.10 (email printout).

[115] HFA: ‘Brohi’: Karim Brohi to EJH, 14.5.2011.

[116] FLA: EJH to Fritz Lustig, 1.7.2011.

[117] HFA: Brohi: Julia Hobsbawm to EJH, Marlene, Andy, 26.4.2011 (email); MRC 937/7/3/49: pocket diary for 2011.

[118] Interview with Julia and Andy Hobsbawm, 11.7.2016.

[119] Interview with Joan Bakewell, 22.7.2016.

[120] Interview with Richard Rathbone, 15.12.2016.

[121] Interview with Lise Grande, 15.12.2016.

[122] MRC 937/1/6/23: EJH to Tyrrell Marris, n.d. (between 5 and 16 August 2012).

[123] HFA: ‘Brohi’: Marlene to Karim Brohi, 23.1.13; Marlene Hobsbawm to RJE, 31.8.2018.

[124] DHAA AMG 2012: Demetris Christofias to Marlene Hobsbawm, 1.10.12.

[125] A. N. Wilson, ‘He hated Britain and excused Stalin’s genocide. But was the hero of the BBC and the Guardian a TRAITOR too?', Daily Mail, 2.10.2012.

[126] Julia Hobsbawm, ‘Remembering Dad’, Financial Times, 20.4.2013.

[127] 销售数字来自艾瑞克的巴西出版商文学出版社以及马库斯·加斯帕林，他是艾瑞克在巴西的第一位出版商的儿子，管理着帕兹与特拉出版社。

[128] Julia Hobsbawm, ‘Remembering Dad’, Financial Times, 20.4.2013.

[129] ‘Foi uma honra ser contemporaneo e ter convivido com Eric Hobsbawm’, diz Lula em mensagem à viúva do historiador. INSTITUTO LULA, October 1st 2012. 在卢拉继任者的左翼政府也被推翻后，卢拉被判犯有贪污罪，但他依然是巴西工人的英雄。

[130] ‘A imperdoável cegueira moral de Eric Hobsbawm’, VEJA, 4.10.2012: http://veja.abril.com.br/entretenimento/a-imperdoavel-cegueira-ideologica-de-eric-hobsbawm/. For the rejoinder of the Association of Brazilian Historians, see ‘Historiadores repudiam matéria da Revista Veja sobre Eric Hobsbawm’, http://www.revistaforum.com.br/2012/ 10/10/historiadores-repudiam-materia-da-revista-veja-sobre-eric-hobsbawm/.

[131] Romila Thapar, unpublished reminiscences of EJH, 2016.

[132] Interview with Lise Grande, 15. 12.2016.

[133] MRC 937/7/8/8: Provisional Notes on My Funeral; also for the following paragraph.

[134] 本诗引用黄灿然的翻译版本。——编者注

[135] Interview with Ira K atznelson, 23.8.2016.

[136] Ibid: Funeral pr ogramme.

[137] Julia Hobsbawm, ‘Remembering Dad’, Financial Times, 20.4.2013.

[138] Marlene Hobsbawm to RJE, 9.9.2017 (email).

[139] Julia Hobsbawm, ‘Remembering Dad’, Financial Times, 20 April 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