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D435：如果诸葛丰的话属实，则他不应被罢官。如果他以不实之词诬陷他人，则周堪、张猛又有什么罪呢

我是拉闲散闷轻煮生活，我开始读《资治通鉴》啦。《资治通鉴》描述了自战国到后周，前后1362年的历史，这部书不仅仅是一部历史的记录，更是一部智慧的宝库，蕴藏着丰富的治国理念、人生哲理和权谋智慧，值得我们每个人去细细品味。我想将我的读书笔记与大家分享，一同围观我的读书之旅。

读史可以明智，知古方能鉴今。

D435《资治通鉴》读书笔记-第二十八卷-10

上梁不正下梁歪

这年夏天，天气寒冷，太阳呈青色，黯淡无光。石显和许、史两大家族都说这是周堪、张猛当权引起的天变。元帝心中尊重周堪，可是面对众口一词的攻击，又无法堵他们的嘴。

当时，长安令杨光以有才干能力受到赏识，而且他常常称赞宣扬周堪。元帝想得到他的协助，于是召见杨兴，问他：“有些朝臣愤恨、反对光禄勋周堪，这是为什么？”

杨兴是狡诈而见风行事的人物，认为皇帝对周堪有猜疑，于是顺势指责说：“周堪不光没有能力在朝廷当光禄勋，就是当一个乡下的里长邻长也不适宜。

我从前看到，人们听说周堪跟刘向等人阴谋离间陛下的骨肉亲情，认为应当诛杀。我所以上书表明不同意见，只是为国家培养恩德。”

元帝问：“那么，用什么罪名可以杀他？目前应当怎么办？”

杨兴答道：“我愚昧的意见是，赐封周堪关内侯，给他三百户人家食邑，不让他掌权管事。这样的话，圣上可以仍维持师傅的旧恩，应是最上等的策略。”

元帝开始怀疑周堪、张猛。

司隶校尉诸葛丰，最初以刚强正直、不随波逐流而闻名朝野，多次冒犯皇亲国戚，所以权贵大都说他的坏话。后来他被控在春季和夏季逮捕法办犯人，不顺天时，贬谪当城门校尉。

于是，他上书控告周堪、张猛有罪。元帝认为诸葛丰不正直，给御史下诏：“城门校尉诸葛丰，以前与光禄勋周堪、光禄大夫张猛同在朝廷的时候，多次称赞周堪、张猛的美德。

诸葛丰当司隶校尉时，不顺应四时天意，不遵守法令制度，专用苛刻凶暴的手段来获取虚假的威严。

朕不忍心法办，令他改任城门校尉，想不到他不自知反省，反而怨恨周堪、张猛，以求报复。

他控告的全是没有证据的话，揭发的全是无法证明的罪。随心所欲地毁谤和赞扬，不顾从前的言论，全无信义到了极点。我怜悯诸葛丰衰老，不忍施刑，立即免官贬作平民。”

元帝又颁布诏书：“诸葛丰指控周堪、张猛毫无忠贞信守，朕心怀怜悯，不肯追究，而又惋惜二人的才干无法报效国家。决定贬周堪当河东郡太守，张猛当槐里县令。”

臣司马光曰：诸葛丰对于周堪、张猛，从前赞扬，后来毁谤，其目的也不是为国家进贤除奸，不过是投靠皇亲集团，企图飞黄腾达而已【其志非为朝廷进善而去奸也，欲比周求进而已矣】。他也属于郑朋、杨兴一类人，何来的正直刚烈？

作为君主，应该察看善恶，明辨是非，奖励善行，惩治奸邪，这才是治理国家的原则【人君者，察美恶，辨是非，赏以劝善，罚以惩奸，所以为治也】。

如果诸葛丰的话属实，则他不应被罢官。如果他以不实之词诬陷他人，则周堪、张猛又有什么罪呢！

而今双方都受到责罚，同时废弃，那么善与恶，是与非，区别在哪里【今两责而俱弃之，则美恶、是非果何在哉】？

感思：太阳呈现出诡异的青色，黯淡无光，寒冷笼罩着盛夏的长安。这一异常天象本是大自然的无常变化，却在汉元帝的朝廷中引发了一场政治风暴。

石显、许、史等权贵借机攻击周堪、张猛，指责他们的执政导致了天变。面对众口一词的指责，元帝虽心向周堪，却无力抵抗。

这一幕不仅是一个君主的软弱表现，更是集体道德溃败的缩影。

汉元帝的优柔寡断是这场道德溃败的起点。作为最高统治者，他明知周堪的忠诚与才干，却因众口铄金而动摇。

司马光一针见血指出：“人君者，察美恶，辨是非，赏以劝善，罚以惩奸，所以为治也。”元帝的失职在于放弃了这一基本原则，使朝廷失去了道德坐标。

杨兴与诸葛丰的行为展示了权力如何腐蚀人格。杨兴本颇赞许周堪，却在嗅到皇帝疑心后立即倒戈，甚至提议以明升暗降的方式剥夺周堪实权。

诸葛丰更是一个典型的两面派，昔日赞誉周堪、张猛的美德，失势后却反咬一口，企图通过诬陷重获权贵青睐。

司马光尖锐批评：“其志非为朝廷进善而去奸也，欲比周求进而已矣。”这种见风使舵的行为模式，正是体制性道德沦丧的产物。

当体制不再奖励正直而鼓励投机，人性的阴暗面便会被无限放大。

汉元帝朝廷形成了一个典型的“逆淘汰”机制：正直者遭排挤，狡诈者得晋升。周堪、张猛虽有才干，却因不结党营私而孤立无援；石显、许、史等权贵则通过操控舆论、编织罪名巩固地位。

在这种环境下，道德成为一种奢侈品，生存则需要放弃原则。司马光感叹：“今两责而俱弃之，则美恶、是非果何在哉！”

这种是非混淆的状态，比明确的邪恶更为可怕，由于它彻底瓦解了社会的价值判断基础。

元帝不是在治国，而是在“和稀泥”。他的昏庸并非单纯的愚蠢，而是一种缺乏政治定力、被权术裹挟后的进退失据。

元帝的确 曾想保护周堪，但他的保护不是基于坚定的信任，而是出于一种模糊的好感和对师傅的旧恩。这种感情用事的“维护”，在政治斗争中不堪一击。

当石显、许、史等外戚集团联合施压时，元帝的“保护”立刻变成了试探：“然此何罪而诛？今宜奈何？”这句话暴露了他的真实心态：他并不在乎周堪是否冤枉，只在乎如何“平衡”各方势力。

为何既否定诸葛丰，又贬斥周堪、张猛？

元帝的逻辑是：“两边各打五十大板，维持表面平衡”。

贬诸葛丰是由于他的指控太过露骨，从“赞扬”突然转为“诬陷”，显得毫无信义。元帝虽昏，但也要维护“朝廷体面”，不能纵容如此明显的反复小人。

贬周堪、张猛，则是向石显、许、史集团让步，表明自己“不偏袒”。

元帝的行为是昏庸的必然表现：无定见：既想保周堪，又怕得罪权贵，最终两头不讨好；

无底线：可以随时变卦，甚至问“如何杀周堪”，毫无原则；

无担当：用“各打五十大板”逃避责任，让忠奸同遭贬斥，朝廷彻底失去是非标准。